胡：你在《艰难的行走》中曾经谈到过自己幼年的一段经历，讲自己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如何因为诸多的问题而引发的对于语言的“恐惧”，并认识到“如果想走出那片土地，如果想与外边的人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沟通，就必须掌握他们的汉语……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我可以把这种对语言的恐惧看做不仅是针对语言的，更是由于语言性障碍的存在，缺乏进入汉文化的中介，所引发的对被边缘化境遇的一种认识吗？
鬼子：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地域的缺陷。
胡：这种“恐惧”或者说焦虑，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除了选择汉语写作之外，对主题，对现实主义的选择有影响吗？换一句话说，当你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仅是语言，可能很多方面都容易被边缘化的时候，你要进入主流，你必须要投其所好呀？
鬼子：这也不能叫投其所好，比如说，我们从小一进入学校，我们面对的课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课本，而是全国统一的“汉”的课本，你说我们是从小就投其所好吗？如果这么说，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在这个国家里永远也长不大了。我为什么对我的前期作品不屑一顾，就是觉得它们太“广西”了。我1996年回过头去写小说的时候，首先咬定的就是不能再写“广西”小说了。我们既然选择了汉语的写作，那么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在哪里，我们应该奔那个前沿阵地而去。写作不是高考，你不能渴望少数民族可以加分。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已经抛弃了或者说已经跨越了这种恐惧。如果说地域有时候也有它优越的一面，而我把这一面优越，也放弃了。
胡：这种优越有时候会成为一个很特定的标签往你身上贴？
鬼子：那标签一贴，你就算是被别人给活埋了。
胡：那你觉得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鬼子：获奖的意义是其他方面的，跟这无关。因为我的选择就是一种走进主流的选择。我觉得中国文坛有两个主流。一个是以政府的意识形态为主的主流，还有一个是民间的，以文学的本质方向发展的主流。我个人更愿意认同民间的这种主流。获奖和我的选择与被认同是无关的。当然，我不会拒绝获奖。
胡：你对你以后的创作方向和定位有什么打算吗？你还打算继续这样写吗？
鬼子：苦难的叙述也许是我最大的一个写作的命题，但随着苦难叙述的深化，会不同于人们所认定的那些苦难。
胡：你曾经谈到过“心灵苦难”的概念。
鬼子：对，心灵的苦难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苦难。
熊召政（1）
熊召政简介
1953年出生，湖北英山人。
1969年赴农村插队务农。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中国首届新诗奖。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历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第五届屈原文学奖。
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万象文化传播公司总裁。
熊召政自述：小说的正脉
熊召政
人的强烈表现欲，本属于动物的本能。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表现欲，不仅仅是表现身体，更表现思想。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一定是先于哲学而成为人类最先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的。因为最初的人类，尚不具备敏锐而深邃的思辨能力，他只能对周围的一切作出直接的反应。从“啊”、“噫”之类的语气助词发展成诗歌，从模仿狩猎的动作与树在风中的姿态产生舞蹈。所以，最初的文学艺术，是“天人合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的本能的宣泄与移情。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伍子胥、范蠡、文种、子产、申包胥等一大批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谋略成为中国文化的发端。可以说，在那八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奇观。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谋略家也好，英雄也好，美女也好，其思想道德观及行为规范，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八十年定下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尽管后世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变革以及文化的求新，但没有哪一种思想，更没有哪一个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那八十年间一批文化巨匠所创立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那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充满生气，但并没有产生汪洋恣肆的局面，也没有让人景仰的大师。在孔、老之后，中国文化的正脉出现了。一俟正脉出现，就意味着混乱局面的结束。
有人说孔子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礼”，换一句话说，礼就是秩序。他的“三纲五常”便是以君王为核心的秩序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与老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成熟固然可喜，但亦可悲。譬如孔子删定辑录的《诗经》，其断语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想孔老夫子所说的“邪”，即人的*的一面，是原始的冲动。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压抑这种冲动。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礼”，也就没有秩序了。但人的特性在于：凡有一观点出现，必求这观点的完善、精致、发展、开拓。这么一弄，咱们的文学艺术，便发展到后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由此可见，“礼”用于社会管理，极有用处；若用之于文学艺术，则谬莫大焉。
说了这半天的空洞理论，似乎与小说无关。究其实，应有内在的联系。小说与文化的关系，犹如花卉与气候的关系。牡丹花只能在春天开放，若牡丹花突然在秋天绽开，则肯定不是牡丹花变成了*，而是那个秋天变成了春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召政（2）
中国的小说，自有其发展的源流，从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到唐人传奇、宋人小品、元人杂剧，发展到明人的话本，可以说脉络相当清楚。不假西方，自有其传承。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家是没有地位的，被正宗的文人们讥为“小说稗官者流”，稗即野史，扯野棉花，野狐禅，都是贬义。但不屑归不屑，从元杂剧到明话本，文学实实在在从文人的小圈子走向了老百姓的大社会。
在小说出现之前，中国的文人中，有两种职业受人尊敬：一是史官，二是诗人。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与写作《离骚》的屈原，都高居上游，后代文人竞相仿效。若强为分类，则史官重在叙事，诗人重在抒情。兹后，举凡有好的小说出现，则以“史诗”誉之。誉则誉矣，实际上“史诗”二字，亦可视为中国小说的定义。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在古代，小说另有一个副名，称为传奇。我认为这副名甚好，称小说为史诗，是其精神气象；称为传奇，是其不二之选的功能。
人是有好奇心的，曲折奇特的故事，恰好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这也应该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亦是长盛不衰的原因。由此可以说，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读者也在大量减少。一方面，是电视剧的冲击；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一些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不能引人入胜。电视剧之所以能夺走小说的读者，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电视剧是戏剧与小说的结合，永远把好看的故事放在第一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讲故事的功能正在萎缩呢？想来想去，这大约还是小说家太聪明的缘故。既然小说是讲故事的，我们何不突破这藩篱？让小说来表现观念，表现人物，甚或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花样翻新，各自追求一些最时髦的东西。此一情势一旦成为主流，传统的小说观念便会像“瘟疫”一样，让小说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说去，这还是人的强烈表现欲的体现。小说家们把充沛的才情用于思辨能力，对讲故事的追求，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尽管这样，我依然觉得，小说要想生存，要想从电视剧中抢回观众，首先还是要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不但是传奇，更应该是史诗，这应该是中国小说的正脉。
对话熊召政
寻找文化的大气象
李从云 熊召政
李从云（以下简称李）：在《张居正》问世以前，您以诗人著名，您是如何完成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换的？
熊召政（以下简称熊）：我最初的确是以诗走上文坛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全国首届中青年新诗奖，由于这首诗对当时诗坛的冲击力很大，一下子把我从比较摇摆的文学样式的选择推向诗坛，甚至一进来以后，就没有办法谢幕。在此之前，我总是在小说、诗、报告文学之间摇摆，因为我内心深处很喜欢小说。我总是在摇摆过程中想把这几首诗写完了，再不写了，来进行小说结构。可是，心中也有许多无法止息的诗歌冲动，加上许多刊物的约稿，因此，从获奖以后，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了将近十年。现在回头来看，这十年是我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准备。一个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火一样的激情。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冷静的思考与分析，是同生活、同社会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而在审美的角度上，截取生活方面，又应该保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