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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阿成：小说是一种智慧
张赟 阿成
张赟（以下简称张）：您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同时还是《小说林》、《诗林》杂志的主编，作家和主编，哪种角色您更喜欢呢？
阿成（以下简称成）：这个问题实际上让我很难回答，严肃地讲，哪种角色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做一个自由人。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自己，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只要在陌生人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换句话说，在非文坛的环境里，我从来不暴露自己的作家、编辑和主编的身份。那样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其实这没什么不光彩的，但是，我却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现象，有时候与某某作家同行，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谈论文学时让我无地自容。为什么呢？我无法解释。总之，我不希望陌生人知道我是一个作家或者编辑。但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心理，到今天我也搞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克服这种心理。
阿成（4）
张：我想我非常理解您，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愿在陌生的场合暴露自己的身份，甚至被问到时，还会有意隐瞒，好像怕丢人的感觉，尽管我只是个学生而已。那么您对自己这辈子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有什么感受？写作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除了您常开玩笑说的散碎银子，乐趣、遗憾应该都有吧？写作给您带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成：开始我没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目的的人，是偶然的一篇日记被朋友看好，送到编辑部，然后就发表了，那是1979年，是使用“阿成”这个名字发表的。从1979年开始写作，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这几十年的光阴全泡在写作里，我认为未见得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因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生活得也很好。我必须强调的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不如带来的痛苦多。因为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它需要用心来写，它的难度太大了。写作的道路就像在你面前不断展开的飞毯一样，你永远走不到它的尽头。我斗胆说一句，我看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包括被叫好的作品。令人迷惑的是，好的标准已经被瓦解掉了，其实那个标准是很明确的，就是能够感动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欣赏。我在这个层面上，始终保持极为清醒的头脑。这种天然的状态，让我保持了冷静和努力的空间。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写一篇好小说，仅此而已。
张：在现在这种所谓的“媒体时代”里，您有这样的心态是让人敬佩的，这也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的心态。就像您的笔记体小说，有一种超越尘嚣超越功利的感觉。说到笔记体小说，我想到你说过的一段话：“笔记小说，是一种文士风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手段。这完全不同于那种亢奋地打扮与装修式的小说，似乎也不大煽情与矫情，或者很政治地浪出一些满不在乎的俏皮话，笔记小说骨子里的凌厉与尖刻是陈酿出来的，它的那股滋润新鲜劲儿，在于自信和平易上。这样的文体，能保鲜到头到21世纪。”您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笔记体小说，比如《沉塘》、《甲子》、《年关六赋》，等等，但您现在的作品似乎变化很大，您为什么不再写那种有“清癯”之感的笔记体小说了呢？对曾经写过的笔记体小说有过什么样的反思吗？
成：我过去对笔记体小说有过那样的认识是不错的。笔记体小说是一种生存的滋味，用笔记体把它写出来，实际上就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其实，笔记体小说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尴尬、脆弱和淡淡的哀愁。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在写作上有什么变化，我就是这么一路写下来的，一直写到今天。有人说这其中有些变化，我很吃惊，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东西，小时候的模样和少年时的模样，包括老年时的模样应该是不同的，但骨子里还是我。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到老。你会发现，我的小说精神是一样的，可能在选材上有所不同，但那是感受的不同，是社会的原因。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序，再去人为地追求什么变化，是可笑的。一切顺其自然最好。有的人，写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越写越明白，文思如涌，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经过重大的挫折，便会在小说中表达出更深的人生认识，这也很自然。也许你注意到，我没有引用过外国作家和评论家的话，这也是我的风格，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然。现在是什么样，就让它自然地发展下去。如果就我个人的态度来说，我还是欣赏我今天的东西。因为毕竟写得比较自由了。自由是通过锻炼、思索、研究，用时间陈酿出来的，其实话说得越“白”越难啊。这样的“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一上来就“白”，那是一种苍白，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内行人就更不用说了。
阿成（5）
张：所以说我察觉的变化就是您说的自然的过程，就是您的作品越到后期越自然、圆润和流畅，也就是老练吧。
成：我的确曾在写小说上比较雕琢，其实我是有意而为的。那时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加符合传统的文化精神和韵味。我在坚持一种东西，或者在坚持弘扬一种古典的美。但是，这只能是练笔阶段，它的下一步应当是更自由、更洒脱的文字，而且是更加没有雕琢感、更加自由奔放的文字。我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前期的雕琢，也就没有后期的自由与奔放。
张：听说您是汪曾祺的学生，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师徒之缘是怎样结成的好吗？汪曾祺先生对您的影响还存在吗？
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
张：哦，是听您说的，因为看到您在某个随笔里提到“汪曾祺老师”，再加上您的早期作品和汪曾祺先生很像，好像我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成：其实，我并不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也从没收过我这个学生。他只是给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年关六赋》写过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在作家出版社拟出一本《年关六赋》的小说集，我的责任编辑杨德华可能觉得我的小说风格让汪曾祺作序比较合适，他就找了汪曾祺。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了这篇序言。正如你在他的序里看到的，汪曾祺说，我很愿意给阿成的小说集写序。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文风，并深受他的影响。我觉得这种文风和影响与我的生活有关，就是说，那种谈得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后来，我到汪曾祺的家去过几次，其实也没聊什么，好像两个人都不怎么善谈。他送给我两幅画，我至今还保存着。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了，我发了一个比较长的唁电，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到今天仍存在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影响。作为笔记体小说，能写到汪曾祺先生这种水平的，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汪曾祺是唯一的一个。
张：除了汪曾祺先生，您欣赏的作家还有哪些？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要“能够感动大多数人”，您认为好的小说还应该有什么品质，您自己的作品中哪几篇最好地体现了您的用意？
成：我看书有一个毛病，就是记不住作者，只能记得优秀的篇章和细节。所以，要我具体指出我喜欢哪个作家是困难的。我不可能喜欢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只是喜欢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个细节。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相当智慧的作家，一个是索尔？贝娄，一个是辛格。当然，还有一些前苏联的作家。这里我不想一一地列举。如果列举多了，好像我光读书不写作了，如果列举少了，会以为我光写作不读书了。所谓好的小说的基本品质有两点，一个是真情实感，一个是超人的机智与幽默。我觉得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追求这一点，而且这一特征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的一些短篇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找出读一读，我就不单独列举了。很多人是在读了我的小说集以后才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张：我觉得在当代文坛上，您是个不追求时尚的作家，您看什么流行的先锋文学、打工文学、新写实文学、新潮文学、都市文学、乡村文学，好像都跟您联系不大，您的作品也是很难用一个命题涵盖的，这也是您喜欢做一个自由人的表现吗？还是作为一个老作家您的心态更为平和？ 。 想看书来
阿成（6）
成：你谈到的各种主义的文学流派，我对这些比较茫然，知道的不多。显然，各种各样的流派有它们的道理，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在理直气壮地活着并创作着。我觉得作家的创作经历基本上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自己的经历，第二阶段是写自己周围的朋友，第三阶段是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你刚才说到心态，对我来说，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我看到了许多人生活中的种种尴尬，我愿意就这一点和他们做一些交流，仅此而已。补充一点，其实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话我在十年前就说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力量太渺小。
张：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您的作品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总让我觉得您对生活的态度是有一点无奈和悲观的。
成：是的。刚才你谈到，我的作品“很难用一个命题涵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现象。的确，我不属于哪一个流派，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很可能是一个全新流派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后现实主义”。因为“后现实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所谓中国的现实主义也分为多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