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谈谈作者和人物的关系吧。“新生代”作家（包括您）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人的猥琐、阴暗，人们不一定展开道德批判，但是却常常忍不住拿它和作者对应，您怎么看？展示阴暗，可以是自我批判吗？怎么在作品中区分出它不是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
韩：将心比心是没错的。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洞悉的话，写作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里面不应该有道德批判。在文学写作中，非道德就是它的道德。我说的是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文学有道德，它的道德就是视任何道德都如儿戏。对于少不更事的孩子或者精神病患者，你的道德观如何建立？对于毒蛇猛兽或者温顺的绵羊，道德要求又是些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应作如是观，他们存在于自己的世界而非你我的世界中。观察、注视、了解、欣赏、怜悯，有了这些就足够了。在文学中，无论道德的或者反道德的，以不道德为道德的，都同样令人厌倦。我常常自我反省，但很少会在文学写作中。你说的“作品中的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是有的，当一个写东西的人拿道德说事，自以为可以赏罚分明，就是一种荒唐。当然，道德苦闷或者冲突是一个主题，但写作者应该探询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非作出是非黑白的判断。 。 想看书来
韩东（6）
李：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展示美好和展示丑恶，哪个更有力量？我们的时代缺少的是什么？爱的能力，还是真诚？就批判的功能来讲，文学真的有助于我们“穿越”猥琐以及阴暗吗？或者退一步说，对作者本人来讲，写作是否有此作用？
韩：艺术在定义上就是美好，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它展示美才能成为美，那不过是宣传，是广告，不是这样吗？艺术的力量不是它的广告作用，艺术自成一体，对于功利的事物而言属于无用。无用就是它的美，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星空是无用的，但你取消它试试。我们的时代不缺少“爱”，不缺少“真诚”，不缺少所有的这些概念、说法，但的的确确，缺少对艺术之美的敏感、理解。艺术在我们的时代成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批判的功能对艺术或者对文学而言是等而下之的，有助于我们“穿越”什么也是它极其粗俗的效用。文学艺术在普遍的理解中变得粗糙和狭隘了。对我本人而言，写作肯定不是为了批判社会，更不是为了克服心理的卑微，怎么说，它也应该更加辽阔和有出息一些吧。
李：您说过自己的写作乐于关注情感和“关系”，对卑微和痛苦者感兴趣，而得意者是十分乏味的。这和您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有关吗？您好像对“滔滔不绝”的人特别厌恶？
韩：不是说幸福是相似的而不幸各有各的不幸吗？我说得意的人是乏味的，是指在文学写作中，他们没啥可说的。当然，在生活中我也不喜欢自鸣得意的人。人这玩意儿，谁不知道谁呢？有什么可装的？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令我印象深刻，她说文学中“善”令人乏味，枯燥陈腐，而“恶”则生动有趣、活力无限。这和现实相反。在现实中“恶”是极其乏味的，而“善”却无比生动。这并非她的原话。文学世界的法则和现实的法则常常是颠倒的。卑微、痛苦、猥琐、变态、阴暗、困境、疾病、死亡、恐惧，诸如此类消极的因素在文学中的确更加具有活力，有它们的天地，而“善”在文学中往往就成了“伪善”了。顺便说一句，我对“滔滔不绝”的人并没有特别厌恶，甚至厌恶也谈不上。我比较厌恶的是伪善，除非在文学中，伪善也被表达成了一种生动有趣的“恶”。
李：刚看了您一篇关于“乡土”的访谈，您平时关注农村吗？您的创作有一部分是和乡村密切相关的，同时代的“乡村题材”创作您关注吗？比如贾平凹，2005年他的《秦腔》比较轰动，还有同在陕西的您的大学好友杨争光等，您有什么评价？
韩：我从来都不特别地关注乡村题材，也不特别地关注城市题材，在我，没有这样的分别习惯。我写乡村是因为那是我熟悉的，我写的是我熟悉的乡村。今天的乡村我不太熟悉。贾平凹的《秦腔》没有读过，不好评论。至于杨争光，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非常独特。他非常了解中国乡村，了解那儿的生活和人性，并且具有不可多得的现代小说的意识。套用最近听说的一种说法，争光是一个大大被低估的汉语作家。
李：能否明确地说一下，从作家自身方面来谈的话，您反对的写作是怎样的？您认为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怎样的？以此为标准，当代作家里面您认可或欣赏哪些？
韩：我不反对任何写作，任何写作都有它的理由。我反对的是文学写作的霸权。理想的写作局面应该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天地，也各有各的吃饭的地方。霸权、垄断、以正宗自居，是对写作事业的伤害，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学创造力的伤害。作为具体的写作者当然可以执其一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写作，认为自己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具体的个人并无信念，但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反倒森严壁垒。只要你足够有名有势，人家就拉你入伙，管你写的是什么呢。反之则不屑一顾。这是一个文学标准问题吗？非也，是一个权力或者利益得失的问题。我欣赏的当代作家首先是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超越的，有“公心”的，有“良知”的。实际上作家的良知并不那么抽象，并不需要表达为对人类、对世界、对底层的关怀、“悲悯”，在所从事的工作中有没有超越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态度是关键。当年德高望重的高尔基读到无名之辈的叶塞宁的诗，激动不已，马上要求见面，并给予对方极大的肯定和赞美。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中吗？都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代来了，一代又去，恶性循环。以前我喜欢就写作的成绩和意义开列我欣赏的作家的名单。在我开列的名单中，既有成功人士，也有无名之辈，但招来了一帮既得利益者的质疑和诽谤。原因只有一个：我开的名单和他们不一样，而他们开列的名单几乎完全相同。我的名单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问题在于，这样的一家之言太少了。每个写作者的阅读范围和欣赏目光是不同的，各有各的偏好再正常不过。可是，这正常倒成了不正常。听见那帮文学成功人士整天唠叨着那几个人物，互相吹嘘，好像广阔的文学写作就是他们家的那一亩三分地，真是烦不胜烦。当代文学写作的深度和广度果真如他们划定的那样，那真的就是死路一条了。
韩东（7）
李：您说过好的小说能“呈现被淹没的可能”，这似乎有点玄妙和笼统，可否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告诉我们您期望的好的小说是怎样的，它应该给您怎样的打动和印象？
韩：好的小说妙不可言，体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定的阅读经验的。对于一个喜欢读小说的人才能谈得上小说的好坏。作品和读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说有一个好东西，你就一定能读出好来。作者首先是读者，你读了大量的小说，对好坏有自己的体会判断，然后，你才写小说，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小说之好、之美妙贯彻到作品中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喜欢读小说的人呢？为故事而读，为修养而读，或者为寄托而读并不能算得上一个好的读者。好的读者就是喜欢读小说的人。好小说培养好的读者，然后这些读者再去读小说，又碰上了好的小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读者不需要作者告诉他什么是好小说。好的作者也从不猜度读者可能的反应，好小说或者小说中的好是他们共同的渴望，是某种在长期的阅读和写作中达成的默契。吃中国菜长大的人才能体会到中国菜的精髓，它的如艺术般的美妙。西方人也喜欢吃中国菜，但他们的体会到宫保鸡丁为止。小说如饮食，口味和制作相辅相成，是在长期的印证中形成的。你要是知道小说的好，或者什么是好小说，那就开始读小说吧。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关于什么是好的教条是帮助不了写作的。个人的创作力依赖于集体的无意识，它的表达不是凭空的。但又不能屈服于集体无意识，因为那将非常的没有出息。盗版碟培养了一代电影观众的胃口，那么我们又将拿什么来培养小说读者的胃口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好在读者和作者平等。盗版碟培养的不仅仅是观众，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们的导演。中国作家有时候很没有道理，将小说的责任推给读者，首先得问一问，作者本人是吃什么长大的？作为读者他算不算是一个好读者？
李：您绝望吗？“断裂”虽然极端，但是它也许道出了某种人所共知的事实。“断裂”有震撼力，从引起的争议和喧哗就看得出来，但是对现实的改变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韩：谈不上绝望。就像你说的“道出事实”也许是重要的，我从来不幻想改变什么。我一向认为“是什么”比“应该是什么”更紧要，这和一些人的想法不符。获悉“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人们拒绝承认。“应该是什么”则非常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该是什么”，并按自己的想法作用现实，不免带来冲突和无穷的灾难。在功利欲望的驱使下，大家不求无过，但求有功。我还是觉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是究竟。但求无过不仅指行动，更关键的是对现实不打折扣、去伪存真的认识。
李：谈谈您对文学评论的看法吧。在这个问题上，您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偏激和极端，但其实您也说过比较中肯的话，您曾讲过，评论家与作家“擦肩而过”很经常也很正常，只要“合法”就行，而且您自己也评论过一些朋友的创作。站在您的立场和角度，您觉得评论者应该怎样进入作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