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看来影响您的文学道路的因素还是很复杂的。
陈：是的。地域的影响只是一种潜在的影响，但是直接的影响有以下几个：一个是高中时老师写诗；第二就是我认识了文化馆的陈老师，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发在《湖北日报》上，他带过我县一大批的作者；第三就是小镇的影响，小镇的文化氛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周：在您写小说之前，您主要是以诗歌闻名，那时您写过小说吗？
陈：在那写诗的十年中，我也写过几篇小说，但那时写得很差，不多。真正写小说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是1985年，从那时就慢慢退出诗坛。1986年6月开始在大刊物上，如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上同时发表了两篇小说《枭》和《火鸟》。
周：您写了十年的诗歌，怎么突然转到小说创作上？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陈：还是受到了刺激。当时我们是武汉大学的插班生，一个班里大家都在写小说。他们很瞧不起写诗的，他们认为写小说可以得到大名，有几个人跟我这么说过。但我认为小说不能算作文学，我认为最纯粹的文学是诗歌，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太芜杂了，它不纯粹。我是酷爱诗歌的。但是他们刺激我，总觉得我不会写小说，好像说我只能写那么几首小诗。当时，一个寝室有四五个人，都在写小说，所以我也就开始写小说了，并且相信我一定比他们写得更好。果然，我发的小说刊物比他们大。
周：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您的创作发生影响？
陈：应该说学校的氛围对我转向写小说没有任何影响，主要还是别人的刺激，想自己为自己争口气。我写的第一个中篇《黑艄楼》也发在《上海文学》上，1987年第3期。当时《上海文学》是非常有影响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陈应松（5）
周：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北纬30°”，在您心目中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陈：“北纬30°”是后来发现的，后来发现我的故乡小镇穿过北纬30°。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我们荆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神秘倾向。我发现“北纬30°”很有意味，与我追求的东西不谋而合。刚好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域，所谓北纬30°神秘文化圈，是从北纬29°到北纬31°，那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是一个比别人更加相信神秘的神秘主义者。
周：具体而言，您发现“北纬30°”有哪些神秘的东西呢？
陈：太多了，像百慕大三角、金字塔、野人，关于这方面的书我看了很多，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比方说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就有三个在这个纬度上：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再就是名山大川，比如黄山、庐山，包括神农架、珠穆朗玛等都在这个纬度。它还是许多大河的入海口，比如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它穿过的河流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拉萨河，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河流又全部是宗教的河流。在我们周围穿过这条纬度的也有很多神秘的现象，如鄱阳湖的老爷庙沉船区，洞庭湖水怪和呼救石，洪湖的水怪。我们公安和松滋有一种吵闹鬼，是一种很小的隐形人，它还会说话。这事在前年松滋的一本刊物上还登过一篇长文：发生在解放初，还没破译的一个奇怪案件。就是发现有人在屋梁上讲话，却见不到人。梁上的腊肉移动，有个武装部长不信，拿手枪打，怎么也打不到。这个吵闹鬼在湖北又叫“宵神”。神农架的神秘现象就更多了。
周：“北纬30°”算是一种神秘文化的符号，神秘文化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不仅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有很多神秘景象和事物、事件，在您早期的小说中，神秘文化也大量存在。看来它对您创作的影响很深。
陈：确实如此。我的神农架小说中的神秘事情不是我编的，是真实的存在。写神农架，你不想神秘都不行，这与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无关。我早期的小说如《将军柱》、《火鸟》、《枭》、《黑藻》等，这又是与我童年的记忆很有联系的。我童年遭遇过许多无法解释的事，巫啊鬼啊，这不能不反映到我的小说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就是童年的记忆。我见到过“鬼”，见到过飞碟。在我们那个小镇，人与“鬼”没什么界限，人人都声称见到过“鬼”，且天天发生。我认为，这个“鬼”，与“北纬30°”有极大关系。所谓楚人好巫鬼，说不定就是地域自然神秘现象的一种表现。
周：从您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您认为有没有什么阶段性的特点？
陈：这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很不同的。刚开始，我比较喜欢莫言的小说，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莫言。我有些小说有他的影子，我跟莫言讲过，但他说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先锋文学”的小说，不喜欢当时的一些现实主义小说，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类小说。刚开始是写船工生活，因为我在水运公司工作过五年，有像《黑艄楼》、《黑藻》之类的东西，但没有得到文坛普遍认可。到后来又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但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因为我老是在现代派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因为我不喜欢现实主义，但现代派的很多东西我也不喜欢，于是就处于一种非常矛盾、徘徊的状态。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目的，是典型的文学的流浪汉。就是你写什么都不被承认，只是在省内得到承认。到了四十岁以后，就是去神农架，那里的生活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有很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就是还没有想写什么、怎么写的这种目的，回来以后才慢慢明白了，心里就有个谱了。在过去，我是游走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状态，那么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向现实主义前进半步，向现代主义后退半步。后来在北京我的研讨会上，《小说选刊》的副主编秦万里说，陈应松的成功是向现实主义后退了半步。他这话是对的。可就我本人过去的创作来讲，今天我是向现实主义前进了半步。而结果是在当下流行的现实主义里后退了半步。但是我这种现实主义不是惯常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比较松散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谈不上貌合神离，貌不合，神也离得很远。到神农架去彻底改变了我。
陈应松（6）
周：您早期的小说中您最看重哪些作品？为什么看重这些作品？
陈：我觉得还是《黑艄楼》和《黑藻》。原因是我喜欢这种表现方式，是比较诗意的，找到了一种语言的感觉，为我后来写小说增加了自信。不以故事的连贯性取胜，主要以情绪、人的感觉为主。从诗歌转向小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的这种转换还是很有意思的，既不像诗也不像小说，但就我来说，这些作品还是很值得怀念的。
周：我觉得您早期的小说，如《黑艄楼》起点很高，它直接加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对话中。它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有对生活事件的心理反映，它注重碎片化的叙述，侧重对个人内心的深入开掘等，都使它对接上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风头。
陈：《上海文学》当时就是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当时的心态也比较贴近先锋文学，但我没有进入先锋文学的主要阵营，还是与我的功力有关，而且边写诗边写小说，分散了精力，也不刻苦。
周：与其他人关注您小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觉得您的小说最大特点是注重人的心理世界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勘探达到了很深的层次。尤其是以“神农架系列”为代表的小说里面隐藏的一种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您呈现给我们看的，是一种现实，是一个神农架，是一个自然的或农村社会；而隐藏在文字里面的是对终极性价值的追问，对宗教、信仰的思考和热衷。
陈：应该还是有的。我看了大量关于宗教方面的书，必须思考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比如生和死，灵魂之类。
周：您为什么会突然关注宗教的东西呢？
陈：我首先关心的是佛教，一直和寺庙也有着联系，收到许多寺庙的内部刊物。我较多的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我看到这些刊物上的许多往生故事，就是死去时的故事，死者们都十分安详，天上还出现一些异兆。皆因死者信佛。我还看到没信仰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和恐惧，当想信点什么战胜死亡的恐惧时已经晚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宗教是愚昧的，但是没有宗教是不行的。宗教就是信仰，信仰是没有什么是非的。人的灵魂是需要安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想到很多问题。我相信人总得信一点什么，需要寻求一种灵魂的安宁。当然我信与不信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也经常买基督教方面的书。我从来不做什么祷告之类。很难说我信基督教或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有信仰，你不管信什么。在这个价值观、道德体系、精神世界都处于一种溃滑和迷茫的时代，心灵面临着巨大的不安和惊悸的时代尤其如此。
周：您觉得它们与您的文学创作之间有何种联系？
陈：有巨大的联系。我为什么要到神农架去呢？并不是领导叫我去的，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但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城里太嘈杂了，我想寻找清净，我想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寻找清净，这个清净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宗教的因素，是寻找精神存在的方式，倾听自己的方式。
周：我突然发现，您的一些小说除了在精神上和宗教有着一些联系外，在故事上也有着宗教故事的痕迹。
陈：我的小说里有极强的善恶报应的道德说教和模式，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再就是寻找模式，这是《圣经》故事的一种基本模式，就是不停行走中的寻找，寻找水源，寻找母亲，寻找幸福。基督教关于这个有一个说法，叫“灵程”，灵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