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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4）
在我与“袁可嘉”热恋的同时，有一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也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头推出，现在仍能见到上海译文社在持续地出它。尽管那里边的有些东西与我口味不合，我买得不全，但它对“袁可嘉”起到了极好的推波助澜作用，把文学那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生生不息的传承特点大气磅礴地展示了出来，就像一阵自由的风，平等地吹进每一扇心窗，不管你是托尔斯泰的传人，还是乔伊斯的拥趸。这之后，刘硕良时代的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和设计别致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波涌浪迭，刘硕良柳鸣九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一点不无奈，如果我们仍然徒唤无奈，那只能是自己的事。后来的漓江社有点让我失望，能开垦出那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多不容易呀，为什么又撂荒了呢？我不懂出版，此为乱说。
我知道，“袁可嘉”属于小众趣味，即使在精英文化传统未曾受到毁灭性破坏的社会环境里，喁喁私语与踽踽独行也是它的命运常态。可私语与独行，标志的不正是精神自由意志独立吗？一个时代，如果一言堂和齐步走代替了私语与独行，失声和迷途便会野草般蔓延，那时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和踏上千万只脚的悲剧，波及的就不仅仅是蕞尔小众了。这世界上，没有“袁可嘉”，人们照样吃喝拉撒；但我相信，有了“袁可嘉”，人们的吃喝拉撒定然可以更惬意些。人和大马哈鱼不一样嘛。所以，作为一个始终受惠于“袁可嘉”的文学读者和小说写作者，我愿意向云南人民社、湖南文艺社这类偶一为之地推出诸如“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或“午夜文丛”的出版单位脱帽敬礼，而对持之以恒地向我提供思想与艺术养分的上海译文、译林、三联、《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编辑部等出版单位，我觉得顶礼膜拜都不过分。我唯一的一点意见是，比如译林社，它电脑字库里不铺“林荫道”只砌“林*”，这让我看去很不舒服，尤其“*”被“林”甩到下一行时。我不认为我这种吹毛求疵的阅读反应源于我的猥琐心理与低级趣味，我也不是个像道德标兵仇视露脐装那样反对“*”的人，我小说里，*从来都与心脏眼球脊椎骨后槽牙一样清白体面。我抗议“林*”，只是觉得，“*”由人体移入大自然时，以仓颉的规律习惯，加上草字头才更妥当。后现代也得有个“后”的语境呀。我也听说，规定“林荫道”为“林*”的，是些文字权威；但出版过冯尼古特的人，怎么能把一些顶多厅局级的权威的歪理邪说奉为圭臬呢？想想冯尼古特在《顶呱呱的早餐》（《优胜者的早餐》）中干的事吧，美国国旗，美国国歌，那是何等“权威”的东西，可他挖苦它们，就像玩扑克时，朋友们挖苦我出了把臭牌。另外，买个博士文凭当权威的，因为是×××的小舅子当权威的，已越来越多，没必要对谁都唯命是从。
二十多年一闪而逝了，表面看去，“袁可嘉”在中国灰头土脸，即使不算全军覆没，在一片“回归”声中，它领地的大面积丢失也有目共睹。不说普通读者吧，单看从事文学写作的特殊读者，眼前也容易一片萧瑟。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我的这部分同行，即“袁可嘉”的前目标读者，大概觉得径直扑向出版商的钱袋和作协领导的奖杯不大堂皇，又没什么晋见的贿礼，就总惦记着先把“袁可嘉”批倒斗臭再转过身去投怀送抱：他们说，玩了百年，那些东西在西方已黔驴技穷，明显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干吗还接着玩，赶紧悬崖勒马吧，也许还能减少些损失；他们又说，这路东西，有什么特别，不就是把我们所有小说的开头都归拢成了同一个开头吗，“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那么容易模仿的东西，必然是些雕虫小技；他们还说，二战以后，英美欧陆，没出一个公认的大师，要么是上了宗教领袖的通缉令的，要么是公开承认靠嫖妓满足性需要的，要么就把白花花的诺贝尔银子赏给抛家弃国的高行健或热衷于把玩性变态的耶利内克，这足以证明，垂死的艺术只能配伍堕落的人……可我倒以为，不论回头浪子和九斤老太们如何遥相呼应地诋毁“袁可嘉”，事情却并非那么糟糕——当然，我不会像有些“袁可嘉”的辩护律师那么“现实主义”，只拘泥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枝节纠缠，以美国的监狱犯人喜欢《等待戈多》或哥伦比亚的确有人长出了猪尾巴作为地对空的拦截导弹，来说明贝克特其实并不“荒诞”，而马尔克斯的“魔幻”也有真实依托。我想说的是，就我目力所及的范围，我的所有同行，不论如何的九斤老太或怎样的回头浪子，都有过兴致勃勃地舞动着百年西方的刀叉勺子进食的经历，即使没把“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之类的句式用到小说开头，也在小说中间和小说结尾，留下了大肆化用套用它们的马迹蛛丝，而尤其说明问题的是，虽然他们已经自信得如同中国足球了，却仍然坚持谦虚谨慎，没好意思像有些吃新儒学饭的人那样，点着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讨来的美元，拍着胸脯子鼓励同胞说：21世纪嘛……。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刁斗（5）
21世纪刚刚开始，我不是诺查丹玛斯我不敢预测；但作为一个喜欢探头探脑的井底之蛙，我不会取消自己回望过去的权利。回望中国文学的包括我自己的这二十多年，我没法不承认，“袁可嘉”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流风余韵，作为一种艺术传统的源头活水，已“润物细无声”地渗入了中国文学的每一道思想缝隙，已“当春乃发生”地发酵和分蘖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叙事。我想，面对这样不容抹杀的实绩，感念“袁可嘉”，应该是每一个中国文学工作者应有的礼貌。
对话刁斗
边缘是小说最合适的位置
张赟 刁斗
张赟（以下简称张）：刁斗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您是一名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您认为您和以往年代的作家，比如知青作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刁斗（以下简称刁）：文学是个大传统，精神、文化、修养、德行、趣味，甚至习惯，总以各种方式代代传承，就这一点而言，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对我都有影响，影响自然是联系的一种方式。知青一代作家也不例外。比如马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小说中那种崇智的东西就征服了我，到现在他自己都背叛它了，可我仍喜欢。不过马原好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青作家。还比如王小波，也不是你们那个意义上的知青作家吧，但90年代一看他的小说，我的认同几乎一瞬间就建立了起来。我的意思是，哪朝哪代的作家没有关系，既往那些乐于将小说引入智力游戏这个层面的作家，我都愿意引为同道。
说到区别，别说两代人，就是同一代人亲哥儿们，那区别也是又多又大的，我感觉，就我和长我十岁二十岁与小我十岁二十岁的作家比，有个根本的不同可能是，对某些“政治上正确”的东西，上一代仍然相信，下一代完全不信，我呢，我理智上已经不信了，可感情上还愿意那东西有些可信之处。当然这也不尽然，马原的不信就像我的下一代一样坚定决绝。但我不知道，他的这种“无代沟”状况是否会造成他与自身背景资源的大面积脱节，而这种脱节，是不是导致他染上了后期萨特那种滑稽色彩的一个原因。
张：您提到王小波，让我想起您对王朔也很欣赏，您把注重“有趣”和“调侃”的他们引为同道，和您的“轻浮”的小说观念也有联系吧？
刁：当然，可惜我走过一段挺长的弯路，觉醒的时间晚了一些。好在醒了总比不醒强，能抛弃赝品找到真货让我很得意。
张：您的小说曾被评论家们归为新状态小说、都市小说、先锋小说、新生代小说、晚生代小说；等等，对于文坛五花八门的划分、归类与命名，您是怎么看的？这些命名和定位有没有对您的写作产生影响？或者说当代文学批评对您的写作有没有积极的作用？您是否愿意按照批评家的思路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另外您自己是怎么给自己的作品定位的？
刁：给小说家归类可能方便批评家说话和出版商宣传，它对我构不成任何影响，同样，针对我小说的褒奖或贬损，我也都把它看成外界对我的鞭策之一种。我很清楚，哪个人都是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愁。当然说我好我高兴，可说我不好我也不会生气。我的自我调整建立在我的写作实践中，它多半不受理论支配，连我自己的都不受；如果批评家的意见恰好与我的顿悟和取向吻合了，我会在心里对那批评家会心一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刁斗（6）
我的小说是我观察自我解剖自我的产物，是我的精神自传，所以它可能更适合与我相近的那类人看：有点闲钱买得起书，有些闲时间看得成书，最主要是对自己和他人那种情感化的、本能性的东西有好奇，感兴趣，对一些公理通识类的东西有质疑，不信任，也就是在精神活动中务虚的成分更大一些。一般来讲，在传奇与寓言两者中我喜爱后者，在记录命运与分析性格两者中我欣赏后者，在反映生活与发现世界两者中我看重后者。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是寓言的，是分析的，是发现的。
张：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当代的精神漂泊者，在作品中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精神流浪的主题，并将人物推至精神的绝境，如《游戏法》中的沈阳、《证词》中的铁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