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是的，其实一个地方的故事讲的仍然是人的故事。您在2000年发表了《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这部中篇。虽然很多评论家都把您的作品纳入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视角，但您真正探讨女权意识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表现女性姐妹情谊的实现与失败的一部作品，您不会反对吧？但它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在《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您描写了两个女人在男性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幸和她们对彼此的依赖与扶持，以及最后却不得不终结的友谊，小说中的人物对“男性社会”和“男性霸权”表示了强烈失望和不满，并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女人的办法，都是被男人逼出来的”，“不要相信男人，一定不要”，“不是坏男人都叫我们碰上，而是天下男人差不多都一个德性”，等等，这在您的作品中是极其少见的，您主观上有过明确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吗？
孙惠芬（9）
孙：我不知道“女性主义”包含了怎样的内涵，我在写作时只考虑揭示人性。友谊形成有形成友谊的土壤，当土质发生变化，友谊自然要考验、挑战人性，这两部小说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土质的变化产生于内部：林芬最后爱上了一个男人；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土质的变化产生于外部：在城里打工的丈夫没有一起回来。这也是为什么后一部小说比前一部小说容易获得反响的重要原因。那个外部，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时代感更强些。其实，发誓一生独身的林芬又不期然爱上一个男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有时代的因素，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中的那些对话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小说的结尾，是告诉保姆不要相信男人的林芬又爱上了一个男人，而决心再也不会被男人左右的保姆小米看到女主人爱上男人夜不归宿后，再也没有勇气直面被男人爱着的女主人，毅然离开了她。这才是最重要的。这说明这些看上去被“女性意识”笼罩的女人并没真正丧失对男人的希望，或者说那些话不过是她们藉以保护自己的一个面具，就像溺水之时随手抓来的救命稻草。
张：其实女性真正的希望并不是把男性赶出地球，而是希望两性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女性能够接受的和谐的秩序。这是男女两性的问题。您的作品里有一个城乡之间的问题。您的笔下乡村人大都是纯朴善良的，有着美好的人性，即使是为了成为城里人而不择手段，这里的手段对女性来说通常都是卖身，比如《歇马山庄》中的小青、《天河洗浴》中的吉美，但您又没有对她们的行为和农村里价值观念的堕落作道德上的批判，而是有所同情理解，当然也有隐忧。但您笔下的城里人的形象则是不堪的，比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欺骗了李平的城里老板；《天河洗浴》中对吉美进行肉体虐待的火锅店老板。城里人很少在您的乡村书写中留下正面的形象。您不经意中在这些人物形象塑造中表现了城市和城市人的冷漠和肮脏，但是乡村人又向往着城市，这形成了一个悖论。我想我的理解您不一定赞同，那么，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您的看法到底是如何的呢？
孙：我的老家离小镇只有十里路，而距我家只有十里路的小镇是一个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古镇，叫青堆子。我的老家因为地处黄海北岸，很早就与朝鲜、上海、烟台等外面世界有着贸易往来，很早就注入了外来文明，所以与我从中原作家作品中读到的黄土地乡村不同，与我从沈从文老先生作品中读到的湘西乡村不同，我的乡村要少一些苦中作乐的自得、悲剧生活中对喜剧滋味的把玩，少一些人们对于神秘力量的信奉。我现实中的乡村，因为很早就有着开放的气象，我的祖辈们只信奉外边，凡是外边来的，就是好的，凡是外边的，就是正确的，从不固守什么，似乎外边，就是他们心中的宗教。因此，城乡之间的矛盾，外面世界与乡村日子之间无法和谐的痛苦，很早就注入了父母的血液，又从父母那里注入我的血液，当有一天我也从乡村出发，当有一天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城乡之间”，便成了我无论怎样都绕不开的主题。也是因此，我对每一个乡下人，不管男女，都有着切肤的同情和理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孙惠芬（10）
严格说来，在精神上，城市人和乡村人命运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有钱人和没钱人痛苦的重量是一样的，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但因为我只熟悉乡下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只写了乡下人这一面，而在乡下人那里，城市既充满了诱惑又充满了险恶，城市之所以叫城市，就是有着这不同于乡村的深渊般的不确定性，外来者必定是这深渊中脆弱的一面受害的一面。实际上，城市的扮演者未必一定就是城市人，那个包二奶的老板也许出生于乡村，只不过在城里奋斗而已。而深受城市伤害的乡下女子，只代表一种时代的普遍可能，并不是我写了包二奶的酒店老板，就意味着我就对立了城市与乡村，就意味着在我眼里，城市就是肮脏的，乡村就是纯朴的。不能这么看。
张：您一直沉浸在对故乡和对自己切身经历的深情回望中，我们也能感觉到您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您自己的影子或是您的亲人的影子，您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偏爱，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心理基础上进行虚构和想象当然对作家来说会得心应手，但是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想摆脱掉以往经历的束缚，去天马行空地描写自己此时此刻所处的生活，比如您在大连生活很多年了，去描写一次大连市民的生活，或进入到大连市民的心灵世界里去？《台阶》就是一篇与农村生活无关的小说，会继续写下去吗？
孙：写作对我来说是情感从心灵往外流淌的过程，一直写乡村是我太熟悉乡村，一直有说不完的话。《台阶》是1997年的作品，那是在写作《歇马山庄》时，突然遇到一个案子，受案子启发写成的。我没有刻意想过写城市生活，不过，城市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不管在这里居住多少年。
张：您从事小说创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开始的单纯到现在的成熟，您一定经历了思想上的转变。请您谈一谈都有什么给您的创作带来大的变化。
孙：如果说有变化，也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是不断吸收和磨砺的结果，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变化，还是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乡村到城市；第二阶段，是由城市到乡村。也就是说，我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路历程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我最初写城乡之间，是我对城市充满向往，是城市既被我梦想，又被我抵御。而后来却不一样了，我人在繁华喧嚣的城市还想着写作，我发现，乡村又变成了我在城市里的梦想，变成了我的怀念。也就是说，当理想变成了身边的现实，那曾经的现实又变成了我的理想。我的身体看上去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心灵离乡村却越来越近了。所不同的是，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贫穷、落后、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心灵走近的乡村却是一个虚化的乡村，在这个乡村里，贫穷和孤寂助长了我的想象，使我写作的空间在逐渐扩大。至于在这样的变化中，产生过什么关于创作上的想法，那想法，便是如何看待“日常”。这又回到你前边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好的小说就是写出素常日子间素常心情的小说，在我看来，日常状态是人性中最难对付的状态，说它难以对付，是说突发事件总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人在事件中，往往因为忙碌，因为紧张，体会不到真正的挣扎。事实上，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的存在里，困惑和迷惑，坚韧和忍耐，使挣扎呈现着万千气象。我一直觉得，日常，最具有极端的质地，它跟时间和时光抗衡，是流动着的存在，无论是写作着的我，还是我身边现实的各色人生，都不得不在奔着希望和梦想的前行中，跟它持久地对抗，于是，我的大多小说，都在写这种对抗。比如《蟹子的滋味》中的两个老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和李平，《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的郭长义和鞠广大，《一树槐香》里的二妹子，《狗皮袖筒》里的吉宽和吉久，等等。
张：您在最普通的日常里融入了很深刻的哲理，这是您独有的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悟。我想正是因此，您作品里的日子才有一种韧性和张力。我知道您刚刚历时一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能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内容吗？
孙：这是关于一个懒汉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小说。几年前，在写长篇小说《上塘书》之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跟我说，我一个表哥的姑娘在城里饭店端盘子，因为长得好看，不到两个月，就被一个小老板看中了，说让她回家等着，他马上就去娶她。表哥的姑娘就真的回来等了，天天上集上办嫁妆。听完这个消息我很振奋，我振奋不是说表哥的孩子有了嫁城里人的希望，而是突生一念：青春能等得住吗？万一这女孩在办嫁妆的过程中爱上别人怎么办？于是，这个想法就存在我的心里了，就想等长篇写完，一定以短篇的样式，写一个在等待中移情别恋的故事，并且当时就想好了，这女孩爱上的人一定就是马车夫，因为他在拉她办嫁妆时马车在乡道上走实在太富有诗意了，我已经好多年不曾有过诗意的表达了。谁知，长篇结束，在又写了几部中短篇之后，来想这个故事的时候，要写一部长篇的想法居然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我在想，那女孩要是不期然爱上一个马车夫，她能不嫁小老板嫁马车夫吗？肯定不会。那么她嫁走了，这个马车夫在乡村还能过下去吗？肯定不会。那么他进了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