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自己趴在地上研究纹路的排列，终于将整个客厅的大理石排好，看上去整面地板浑然天成。而我和先铃也经常累得躺在地板上快要无法动弹。再后来，我们的装修预算不够了，我自己开着车从建材市场挑选最便宜的建材拉回来，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终于搬进了大房子，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照料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尤其喜欢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但它们总被土拨鼠啃掉。我们展开了与土拨鼠的“游击战”，甚至采取了把开水倒进洞里的办法，但这场游击战还是以我们的失败告终。
自从1995年新房建成后，这里就是我们一起逃避喧嚣的港湾。因此，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心里就会隐隐作痛。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和先铃谈，对于她义无反顾地陪同我回国，支持我的事业发展，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而那时候大女儿德宁已经7 岁了，小女儿德亭也已经3 岁。她们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舒适和宽松的环境。德宁在学校里有很多亲密的朋友，小女儿更是活泼可爱，喜欢搞怪，受到所有邻居和我同事们的喜爱。想到要带她们去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她们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我心里也真的在打鼓。
然而这一切，与我回到中国开创新天地的梦想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回到中国，是“追随我心”的选择。虽然相比之下，可以预见的困难非常之多，其结果也是未知的，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意义非凡。因此，无论成败，我想这至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探索之旅。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有些企业，布臵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丌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1991 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 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 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问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 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我相信，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发出邮件后，我开始马不停蹄地约见十多位华裔工程师，跟他们谈在中国开创研究院的计划。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开始，他们的创业激情似乎都被点燃了，兴致高昂地畅谈研究院的前景，可一谈到回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全都开始迟疑了。“开复，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我太太和小孩已经习惯美国了，要让他们改变，我估计不太可能。”“我赚的钱已经够多了，真的不够hungry（饥饿）去做这件事情！”
“搬家太麻烦了，现在的生活挺好的。”“让我去，我觉得机会成本太大，再说，大陆还是太脏乱了啊。”
每次被拒绝、被打击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是对的，并给自己打气——只要找到5 个一流的资深研究员，我们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一个资深研究员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外企研究院。中国学生那么聪明，我们一步一步来总能行的。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亚洲第一，两三年做不成，我就做l0年。l0年后，无论如何都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父亲的遗愿：把尖端科技引入中国，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点事情！
所以，在一片否定声中，我继续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陈宏刚以及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他们虽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员，但确实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才。
陈宏刚当时大约37 岁，长得虎头虎脑，留着整整齐齐的刘海，架着……90 黑边眼镜，说起话来激情洋溢、手舞足蹈，还带着浓重的四川15音。陈宏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当时是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
而凌小宁的经历很传奇。他生于50 年代，1967年跟着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回到北京，他发现自己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就把所有零花钱都花在科研上，自己做天平，做各种各样的火药。后来，凌小宁被分配到一个轧钢厂工作，每天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干得很开心，因为这能让他每个月挣到l8元。他把所有的工资用来买晶体管，做半导体收音机，也从此迷上了计算机，考入了北大。经过一段求学之路，在40 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微软的软件工程师。
看到凌小宁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逻辑缜密的儒雅学者，一个寡言少语的冷静工程师。尽管大器晚成，但当时他在微软已有十年的经验，受到众多华人的尊敬。
陈宏刚的性格是一
条道走到黑的那种。他听说我已决
定去开创微
软中国研究院，就径直
跑到我的办
公室。“开复，
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
什么条件我
都可以答
应。”他说，
“我的强项是沟通和高校的关系。我认识很多教授和系主任，我卖过保险，我积极主动，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中国的高校，我也不怕出差和辛苦。”面对这一连串的“自我推销”，我笑了，也为他的义无反顾而感动。
跟凌小宁见面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认为他是担任我的开发团队“总指挥”的较为合适的人选。我问他，“会不会考虑回国？”他爽快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已经决定回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人决定留在美国，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多年以后，他从研究院退休，接受了湖南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计算机学院的教授。
就这样，我们仨加上新来的秘书陈蕾，开始一起勾勒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美好蓝图。进驻希格玛
1998年，微软在国人心中是怎样的形象？
在年轻人眼里，比尔·盖茨是一个偶像，他开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影响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人类的办事效率。一些中国人把微软视为“钱”的象征，他们在提到微软的时候，不是说
“Microsoft”，而是“MicroSoft”。
1997年，盖茨到清华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有人说，这是“比尔中国梦”的高潮。盖茨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激动万分，“在未来的20 年，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