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形成了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
1999年2 月，研究院从六层搬到了五层，办公室什么都不缺，除了需要更多聪明的“中国大脑”。
我相信，微软的招牌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止步，因为我相信，凭借我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习惯，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开放的平台以及丰厚的待遇。
不过，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计算机博士的水平与美国的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只是评估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者博士论文质量，那可能一个博士生都达不到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造血”机制——既然中国的博士足够聪明，但是博士学位水平不够，那我们就聘用博士，然后重新培养他们再做一篇博士论文。
这就是我的“副研究员”或“博士后”计划。此前，微软研究院里从来没有副研究员这个级别。我们给这些“副研究员”设定的期限是两年，两年之内，如果能有接近国际水平的表现，就提升为“正”研究员，如果没有达到水平，我们就会告知不转正的决定，并建议他们开始找别的工作。这样的一个
“副研”制度，既符合了公司的要求和制度，也让我们储备了一批生力军。
既然是两年的合约，我们必须给他们有足够竞争力的待遇。说起待遇，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早期加入雷德蒙研究院的人都变成了“富翁”。
有一次，我去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做客，
他的家真是很奢华。他的话里也时不时流露出生活的优越。“我女儿老是抱怨我，每年度假都去夏威夷！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吃午饭的时候，他打开后门，让我登上了一艘船，我们把船开到湖对岸的顶级意大利餐厅用餐，吃完饭后，他又把船开到湖心，拿出上好的红酒和雪茄，请客人享用。
一个研究人员居然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心里暗暗惊讶，后来算算，如果1991年加入研究院，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凭借微软股票，很轻松就可以成为千万（美元）富翁了。
当然，1998年，给员_r 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可能，但我希望能给研究院的员工超出其他外企的薪水和股票，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作好研究。
另外，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承诺，凡是被雇用的研究员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这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l998 年，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买房、买车、生小孩都会比较麻烦。因此，研究院第一年就为雇员申请了20 个左右的北京户口。
在希格玛大厦安家后，前台就源源不断地收到求职信和简历。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笔试和面试，不放过一个优秀的人才。
由于求职者太多了，我们决定先组织他们笔试，笔试成绩作为不重要的参考指标，只要不在最低要求线以下，都有机会进行面试。结果，90％的申请者都没有达到笔试的最低要求线。这让我很惊讶。
面试是最关键的。因为考官有限，刚开始，我们每天只能面试8 个人，而这8 个人要经过8 轮考验才能过关。面试通常是一对一的，通过问答，8位考官关注4 个方面的问题：是否足够聪明？是否有创新精神？是否有团队精神？专业基础怎么样？
有人说，一个进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就如同攀越险峰，越到后面越艰难，越接近成功也就越筋疲力尽。我们的题目有时候虽然很“怪”，但是其本质并不是一定要听到正确答案，而是要从回答问题的思路中听到其思维方法。
我们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估计一下北京一共有多少个加油站？
〃你和你的导师如果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样去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为l 小时，请在45 分钟烧完两条绳子。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从一个人的回答中考察他的“人品”，考验他的“情商”。
比如有一位应聘者，我们考察了他的各项指标，都觉得不错，但我投的票是——绝对不能聘用。原来，他很神秘地悄悄告诉我，“我在以前的公司做了一个项目，如果能来微软上班，我可以把这个项目带过来接着做！”我本来是看好他的，但很显然，工作交给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放心的，因为他随时可能带着公司的“成果”出逃！看到我的表情稍显凝重，聪明的他立刻对我说，“您放心，这个成果其实是我下班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但是，这样的亡羊补牢，显然为时已晚。
另一位应聘者也是在回答问题时暴露了缺陷。当我问他，“如果你读博士期间，你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他马上开始声讨自己的导师如何压榨学生，他受了怎样的委屈，又开始抱怨学校的环境不够开放，没有给博士生提供应有的科研环境等等。这样的应聘者，明显带有“负面”的心态和情绪，以这样的心态，无论再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跳出来指责和抱怨的。这样的人，即使其“硬件”再优秀，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
随着招聘工作的展开，我们打破了每天面试 8个人的规定，因为我们发现，考察时间过长其实有些浪费。经过研究，我们改成每天面试20 个人，如果两轮下来觉得不够好，就直接让应聘者退出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简历从各个高校蜂拥而至。做高校关系的陈宏刚揣着考卷在全国飞来飞去，坚持让每一个应试者都有机会参与这场公平的竞争。最难得的是，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他都会亲自去争取。
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刚开始还有点奇怪，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而且只有一个人来考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色狼？”后来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就自己出去逛街了，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后来，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究院。KFC、拱猪、黑猩猩
1999年1 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 l00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
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KF，我为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张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