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正确的识别呢？我告诉陈正：“国内的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合。”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模型语料远远不够。语言模型的功能是经过大量的统计，来判断在下一个位置最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看到“尊敬的李”时，我们可能预测下面会是“先生”、“老师”、
“女士”等词，各有不同的概率。我对他说，“在中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的一个词，但是中文的语言特点是歧义特别多。仅仅依靠向前推一个词，电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少要向前推两个词。”我们请黄昌宁教授去开始一个语料采购的计划，训练出这样推两个词的语言模型。
另外，中文和英文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中文有四声的识别。这方面团队很快地做了一个四声识别器，和整体的识别系统结合起来。就像分词一样，一定不能先把四声识别出来，而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再作出总体最优的选择。
在他们三人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位副研究员的努力下，很快，一个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此后，陈正和我发现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做语音识别，也可以做拼音转换。我们尝试了一下，果然转换率比当时任何系统都要高很多。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可以用统计模型做出一种奇妙的功效——
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入：“zunjingdelixansheng”，这个系统可以发现你少打了一个“i”，而自动转换成“尊敬的李先生”。后来，这个项目，由陈正做内核的技术，王坚做用户界面，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输入法。
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个五人团队就做出了多项傲人的成果：中文的四声识别、最精确的输入法、中文的听写机，还有多用途的统计语言模型。这些
项目都符合了我们“有用”的目标，也用我们的“兵团”模式迅速获得了成果。
与此同时，研究院里其他小组，都在为有用的梦想而全力打拼。向比尔汇报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盖茨的时间富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 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 世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2 月给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10 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
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 5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果。而且，在MPEG…4 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 QuickTime VR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年10 月18 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黑色的Polo 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 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l0 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喧，目光平静而严肃。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
“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lo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45 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 5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着14 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最火的研究院，最伤感的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