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漏洞，然后准备用这些数据来引诱我跳进某个陷阱吗？
在旁听完三个证人的证词以后，我的律师开始暗暗地担心。在中间休息的阶段，律师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开复，他们很显然受到了律师的培训，律师一定帮他们准备了严丝合缝的答案，让他们泄露不了任何对你有利的证词和线索。”“他们夸张和错误的指证呢？难道我们不能用这些来质疑他们的诚信吗？”我问。“我们当然会用到，但这次法官关注的是你的诚信，而不是他们的诚信。”
听到了这话，我真的开始有点绝望了。我想到在初中和高中每天上下课都要重复的对美国的歌颂：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和公正。）”那我的公正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式司法？难道这样就是公正？不过后来，MSN 搜索副总裁的到来，让形势有了改观！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克里斯多弗·佩恩。克里斯多弗·佩恩平时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跟我说：“克里斯多弗更像是一个 snake oil salesman（江湖郎中，能把蛇做成蛇油当做灵丹妙药）。”他曾经说微软搜索一年就能赶上Google，两年会超越Google。他喜欢告诉别人他的部门的搜索业绩有多好！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风格，“暴露”了我过去三年半根本未参与搜索业务的事实。我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克里斯多弗·佩恩说的各种‘实话’，粉碎了微软对我‘负责搜索’的谎言。他说：‘微软在李开复负责MSN 的时代根本没有做真正的搜索，微软搜索是我2002 年参加后才提议做的。我们的所有会议和对盖茨的汇报从没有请李开复参加。我们连产品推出时的感谢信也没有写上李开复，没有任何值得感谢李开复的。我是微软搜索的负责人，李开复和搜索无关。”’这些证词其实证明了我完全不在微软搜索的圈子里。听到他这样
自豪地坦陈事实，坐在他旁边的微软律师的脸都绿了！
我的律师简直不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们是最有利的证据！
大约一周后，微软的律师同样也对我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取证提问。经过之前整整两天旁观微软的取证，我深深知道这会是一个无比艰难和煎熬的过程。只要说错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有一点点的迟疑，都可能会带来莫大的灾难。何况，微软每个人只被询问两小时，而我要被问七小时！
当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
的状态。我的律师警告我：“因为取证的内容对方律师可以筛选使用，所以你表现再好也只是零分。而表现不好就只能得到负分，而且还可能因此带来灾难。首先，不能对任何一件事情说谎。另外，不能答错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答非所问。还有，只要针对性地回答问题即可。
因为我的律师“教练”苏珊·哈里曼告诉我，律师提问有很多“花招”。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在一个提问中潜伏另外一个问题，而当你回答这个问题时，就会相当于默认了律师假设的前提。因此，苏珊·哈里曼一直在提醒我，“千万别中圈套，不要承认莫须有的事情，不要说‘可能’、‘或者’、‘也许’这样的模糊字眼。”还有，主要谈事实，不要推测“别人怎么想”或者“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推测没有法律意义，所以回答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只可能带来麻烦。苏珊还对我说：“如果他们问了你不必回答的问题，或者法律程序不允许的问题，我们会0bject（抗议），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回答。”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喝了多少杯咖啡，我只记得中午自己只吃了一份沙拉，我不能因为吃得太多而让自己昏昏欲睡。微软律师对我的提问竟是从我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是否相信所有美德里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是的。
律师：请你读一下你给中国学生写的第一封信的片段。（他们尝试用这段话来打乱我的思维，因为我有可能会猜测他们接下来使出什么绝招来否定我的诚信，但我知道我的所有作为都光明磊落，于是，我心无杂念、义正词严地念完了这段。）
我：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的出色。但在谈论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甚至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将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把在这里的工作成果也当做所谓的“业余之作”，进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律师：李博士，请问你读完有什么感想？我：这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绝不妥协。对我来说，诚信比生命更重要。这也是我每次换工作都恪守的价值观。律师：李博士，请问你在Google 求职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贡品”呢？我：当然没有。从我的电子邮件你可以明显看到：Google 要求我绝不可以谈到微软的商业机密。我也对Google 说：我只参与我在微软未做过的项目。你可以看到，我从苹果到SGl，从SGl 到微软，这方面都从未出过问题，我非常谨慎。接下来，他们尝试挖掘我是否在微软七年中和Google 高层保持联系，甚至藕断丝连的行为：律师：李博士，你是否认识 Google CE0 艾瑞克·施密特7
我：是，我们已认识十多年，但我们后来没有来往。
律师：没有来往，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我发电子邮件。
律师：你跟他没有来往，怎么知道他的电子邮件？
我：用Google 找到的。
然后，他们又想证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在微软时就已经开始帮Google 挖微软的人：
律师：你曾写了一封邮件，推荐了一个名叫郭去疾的微软员工给Google？
我：没有。
律师：郭去疾不是微软的员工吗？
我：我推荐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微软近两年了。当时他正在斯坦福，即将完成他的MBA 学位。
律师：那你还是在为竞争对手做事啊。
我：不，我是郭去疾过去5 年的导师，所以他把我列为他的推荐人。他到任何公司去面试，我都有义务做他的推荐人。
律师：那你也为他做过进入微软的推荐人吗？
我：是的，2001 年我推荐他进入微软，之后他在微软工作了两年。
律师：那他2005 年读完斯坦福的MBA 之后，你有否再次推荐他回微软呢？
我：有的，他想回中国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荐给微软中国。但他们没有谈拢。我有邮件为证，你要看吗？
2005 年8 月26 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
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就像轰炸机一样从各种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哈里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像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
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出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Google 在打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很多朋友最后都对我说，“开复，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也愿意为你作人格担保，但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复，我们合作过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但公司不愿意受到牵连，禁止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开复，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为人，但我们公司的律师说，我们和微软有业务关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和微软的商业关系，所以，我很抱歉！”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帮助你做些事情。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将非常高兴作为证人飞到西雅图。你的案子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也引起了反响。你希望到中国；为中国做些事情'的理由温暖了这里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归中国不是为了Google，而是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近距离和你交流。我祝愿你早日解决诉讼并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挠我去 Google 中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