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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以后，联邦政府的规模很快缩小。1919年下半年，巨额财政赤字刚刚填平，财政部加强了反对提高利率的呼声。美国黄金的流出促使联邦政府于1920年大幅提高了贴现率。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都开始滑坡，利率的提高（见图）进一步加剧了衰退的速度和深度。1920—1921年间，实际收入下降了16％，失业率提高到约12％的水平，批发销售价格下降了一半。尽管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但农业以及与其相关的新兴金融机构却受到重创。
从战后发生衰退到大萧条，这期间的几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1922—1929年，虽然中间发生过两次短暂的衰退，但GNP的年均增长率为，年均失业率为4％，价格也非常稳定。从战时为财政部提供服务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后，联邦储备银行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著名的《第十次年报》（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1923）中，联邦储备银行指出，政策不应受任何单一的规则的影响，而应谨慎行事。为确保“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防止贷款被用于投机目的，决策应建立在广泛的信息基础上。在坚持黄金准则的同时，为预防秋季作物的运输和圣诞节的货币信贷需求，会提高短期利率、增加银行储备的压力，联邦储备银行对其进行了干预。这期间的其他冲击可能导致危机。为了平抑利率发生的周期性振荡，联邦储备银行通过调节贷款需求和货币供给量，缓解了周期性利率循环带来的震动。联邦储备银行采取行动的时间与商业周期发生的时间存在着高度一致性，这向大家表明，20世纪20年代，联邦储备银行在缓解经济震动和降低银行危机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
第13章 20世纪的银行业和金融（2）
2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的成熟
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日益上升的收入和利润，通过金融系统产生了新的储蓄潮。20世纪20年代，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命运反映了它们获得新资金资源的能力，以使其能应付不断变动的贷款需求。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善于创新的企业增长得非常快，而那些与没落部门相关的企业日益萎缩。图和图显示了1900—1929年间，各金融中介的资产份额。最引人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所占的份额下降了。虽然银行部门是绝对增长的，有些私营银行也很繁荣，但它们总体上仍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管制。20世纪20年代证券市场的繁荣使券商和交易商所占的份额翻了一番，保险公司和储蓄贷款协会（S&Ls）获取的份额增加了，投资公司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商业银行的困境
一战前，商业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中介。20世纪20年代，它们的业务发展了，资产份额却缩小了。银行不能保持住它们的商业客户。按照法律和传统习惯，商业银行为地方企业提供短期商业贷款。但企业需要的是期限较长的贷款，存量融资已不那么重要。1920—1929年间，商业银行提供给有限公司的资金份额从12％下降到2％，提供给所有企业的资金份额则从65％下降到56％。商业银行业绩之所以这么不合意，可以从联邦法规和州立法规中寻求原因，这些规定对设立分支机构、贷款规模、证券组合选择以及其他活动加以限制。虽然这些限制措施在19世纪并没有对银行为满足工业需要提供贷款的能力造成什么影响，但在20世纪却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
对设立分支银行的限制尤其繁杂，因为这些限制损害了银行从事多样化经营以及追赶快速增长的大规模公司的努力。1865年货币监理署署长（the ptroller of the Currency）规定，大多数州都采取把国内银行限定为一个办事处的做法，这禁止或者严重限制了国家特许银行分支机构的发展。1924年，只有11个州允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9个允许以有限的形式设立分支机构。小银行，特别是地处农村地区的单一办事处银行，在与主张限制潜在竞争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国会以及国会立法者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后，获得了成功。尽管较大的银行利用各种法律机会通过兼并、收购和设立分支机构提高它们的储蓄基础，但与其他工业化的国家相比，这些银行分支机构的数目仍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几家机构，例如意大利银行（美国银行的前身），能够充分利用加利福尼亚对设立分支机构不加限制的规定，建立大型的、多样化的储蓄基地。在国家特许银行机构被赋予了设立分支机构的权力以后，国家银行就具有了特别优势。为了将国家银行的斗争成果纳入国家宪章中，1927年通过了《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该法案允许国家银行在其总部所在城市设立有限数目的分支机构，但前提是州属银行被授予相似的优先权。然而分支机构增长缓慢，到1930年为止，仅仅有3 522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而当时的银行数目总共有23 251家。还有部分银行以个人所有或者以持有多家银行股票的银行控股公司所有的银行集团形式出现。这些银行集团从多区域分布和集中化服务中受益匪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售卖自由债券（Liberty Bond）的爱国运动促进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结合。战后，联邦债务开始收缩，客户为了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而寻求银行的建议和帮助，较大的银行将它们对公司的融资活动转向独立的证券会员，这促使它们发展成为成熟的投资银行和经纪行。纽约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花旗银行的前身）和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身）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数目众多的储蓄者使银行以及其成员单位出售证券变得很容易，从而赢得了参与承销联合企业证券的机会。到20年代结束时，许多作为货币中心的银行以及其成员单位都从事各种模型的证券的包销、直销以及交易业务。
商业银行也对其他金融中介提出挑战。一战爆发前，银行业最重要的直接竞争者是国家特许的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是同时从事银行服务和财产信托服务的公司。《联邦储备法》及其修正案对国家银行实施相似的管制，并赋予相似的从事信托服务的权力。定期储蓄准备金要求的降低，使商业银行具备了与信托公司和储蓄银行竞争定期储蓄的能力。互助储蓄银行（mutual savings banks）曾经对自身拥有的对小储蓄者提供服务的特殊机会沾沾自喜，现在却看到自己的客户被竞争对手吸引走了。到1929年，互助储蓄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是其1900年资产份额的1/2。
第13章 20世纪的银行业和金融（3）
20世纪20年代，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推动了银行业的合并过程。限制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以及非常低的最小资本金要求，造就了由大批与当地社团相联系的、缺乏多样性的小银行组成的银行业。1921年，商业银行有29 018家，到192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3 695。这其中有近乎1/3是银行界兼并和整合的结果，而剩下的2/3则是小银行效益极度低下的结果。1914年以前，银行破产对整个银行领域带来的冲击很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冲击力增加了5倍（见图）。农村的国有银行在战时繁荣期间将大量贷款投向房地产。购房抵押债务的价值与农产品价格同时上涨了250％。八大国有储蓄保险基金采取的不正当激励措施鼓励了风险贷款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国有银行的境遇。1921年农产品价格下跌到战前水平，使为债务苦恼的农民雪上加霜。农民抵押品的价格大幅上升，在1926年达到了顶点，这导致976家银行破产，创下了银行破产的历史纪录。这些破产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非成员银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南部山区各州，主要是单一办事处的小银行占主导地位。
由于担心抵押率太高和期限太短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并阻止佃农成为所有者，国会在1916年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the Federal Farm Loan Act），将更多的长期贷款借给农民。《联邦农业贷款法》仿照联邦储备体系，设立了12个联邦地产银行（the Federal Land banks）。每个地产银行能够自己发行债券来筹资，但这些债券要得到当地的全国农业贷款协会（National Farm Credit Associations）提供的农产品抵押物的担保，而全国农业贷款协会也是在地产银行的赞助下形成的。除了这些银行外，私人拥有和管理的股份合作制地产银行（Joint Stock Land banks）也由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the Federal Farm Loan Board）批准成立，并被赋予出售免税证券的特权。农业问题也促使1923年通过了《农业信贷法》（Agricultural Credits Act），这促成了联邦中介贷款银行（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banks）的建立。地产银行和中介贷款银行都被允许向商业银行和农业合作组织贷款，并出售由农业票据担保的债券。
联邦政府介入农业金融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现实困境，但是这确实扩大了对分期偿还的长期农业抵押品的运用。与现存贷款相比，地产银行提供的抵押品期限超过了40年，并且利率相同，而现存的贷款一般期限不到5年，且执行不同的利率。就像商业银行改革的效果一样，联邦政府对农业银行的干预不一定改变了现存机构的运作方式，但是弥补了它们的一些很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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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的繁荣时期（1）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商业贷款从短期变为长期，20世纪20年代这一改变加快了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发行委员会（Capital Issues mittee）限制了新的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的流通。一旦放松了管制，每年发行的新证券平均超过了2亿美元，192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亿美元，达到顶点。老的公司、新的企业、公用事业、国家以及州政府都是国内证券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