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名气，也没有任何公众业绩，但是鲁宾做了费利克斯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鲁宾为克林顿和民主党筹集了数千万的资金，这样的支持当然会获得回报。
根据鲁宾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他似乎没有料想到会与费利克斯竞争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费利克斯的“大佬”地位和作为银行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在参加客户斯图贝克威士顿公司（Studebaker…Worthington）董事会会议的前夕，鲁宾的背部受了伤。在这个董事会会议上，鲁宾和高盛要扮演董事会成员和投资银行的双重角色。鲁宾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个周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应总裁德罗得·鲁腾博格要求，鲁宾平躺着参加了会议，会上董事会正考虑是否要将公司出售。
“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去，那么鲁腾博格一定会聘请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著名投资银行家，而且鲁腾博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多走几英尺都不行，甚至都不能坐着，但是我去了鲁腾博格的办公室，然后躺在了窗边的椅子上。让我不快的是，鲁腾博格将一部分酬金分给了费利克斯，但最后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单生意。（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25年，但我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分得的酬金数目）。鲁腾博格说，考虑到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他希望这样能够让费利克斯满意。”
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费利克斯之后丰碑式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他的简要描述，这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承认了费利克斯在那些极有影响力的并购顾问精英中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并购顾问们的影响力如孔雀身上的翎毛那样黯淡了下去。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费利克斯始终稳居并购顾问的最高端。即使到了现在，78岁高龄的费利克斯在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后，还是能够为那些最有权势的总裁们提供关于重大交易的指导，并为此收取数千万的顾问费。
费利克斯已经将这种独特而成功的经营策略打造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招牌特征，这个策略就是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来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总裁们提供极具远见卓识的交易指导，让他们不多走一步弯路。不需要任何贷款，也不需要发放债券或股票（至少是近乎没有）；不用进行公开试验，也不用使用那些具有争议的表外融资工具，拉扎德投资银行需要的只是为世界各个行业领袖们提供指导的大佬。团团迷雾笼罩着拉扎德这个传奇，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是，80…20的规则也适用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就属于那20％的合伙人，他们创造着公司80％的收入。
与他的导师—专制而著名的安德鲁·梅耶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发现为客户提供指导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对烦琐的管理责任他则非常厌倦，因此他经常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单描述为“一群为重量级客户提供建议的重量级人物”。费利克斯对自己顾问的身份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智慧为全球所渴望，进行并购业务的人们都想得到他那极具远见的建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会为没能名列垃圾债券（他对这种产品颇有微词）或股票发行承销商榜首而有一丝遗憾。他也不会为没能成为一名私募投资者而恼怒。在拉尔夫·纳德和威廉·泰勒1986年的作品《大男孩》（The Big Boys）中，他们将费利克斯称做是“一位夹缝人”，他能在大量的事务中取得平衡。纳德和泰勒引用了许多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楚布。
“费利克斯影响着整个世界，”楚布这样说道，“他是金融界的亨利·基辛格。他涉足政坛有如基辛格涉足金融界……但我不认为这（步入政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决定。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成为政界要人’这类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不同政治舞台（如纽约和华盛顿等）幕后影响力量的关注，然后他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断向前……我之所以将他比喻成基辛格，是因为我认为基辛格是集智慧、权势与好胜心为一体的典范。我将费利克斯归类为这样的人，他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费利克斯在与纳德的访谈中曲解了这个基辛格的比喻，进而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全感。“噢，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出生，”费利克斯这样承认道，“因为我们都是谈判代表，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关系。但是亨利能驾轻就熟地运用权力杠杆，这是我无法企及的。”在他的回答中，费利克斯巧妙地忽略了他与基辛格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质：对任何关于自身的描述都要控制的欲望。因此，纳德戏称费利克斯为“特氟隆投资银行家”，他具有制造大量正面宣传的才能，并能使人们忽略掉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判断。
◇欢◇迎◇访◇问◇BOOK。◇
第4节：1 大 佬（4）
多年来，费利克斯更喜欢将自己比做偶像让·莫内，这是一位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的法国经济学家，但是他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内在法国政府中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但是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费利克斯在1981年对《纽约时报》的威廉·赛琳这样说道，“我也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与让·莫内比肩，但是我相信只要拥有合适的平台，思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是掀起民主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年后，纳德问费利克斯，他在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将投资银行家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奇妙的比较在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罗伯特·鲁宾应该是例外），但费利克斯却可以自得其乐地进行比较。股市泡沫的破灭加上纷纷扬扬的公司丑闻导致人们将银行家们视做一群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不是传播独立建议的专家。“投资银行家们都是像海明威那样善于瞎编的天才。”一位著名的私募投资家这样解释道。在向总裁们提供战略指导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的年代，很少有人能与费利克斯匹敌；当这种指导成为大众产物时，就更没有人可以与费利克斯争锋了。
在费利克斯确认担任驻法大使的前夕，尽管他的语调中满含真诚，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参议员面前端端正正坐着的这位可真是一个大人物，20世纪中期神秘的欧洲史—该段历史的最后就是穿越欧洲、北美和南美以逃避纳粹的迫害—和美国梦一起铸就了他的一生。正如J·P·摩根在20世纪所形成的金融、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一样，费利克斯用自己更为含蓄的方式在20世纪达到了类似的影响。
摩根似乎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感到非常满意，而与之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则疯狂地追求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他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我认为权力是不能去追求的。”费利克斯对纳德和泰勒这样说道。一旦涉及到政治，费利克斯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他一路追随托马斯·杰弗逊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他无法再企盼自己能像杰弗逊那样走得更远，能够一直走到华盛顿。政治抱负的落空是费利克斯在他荣耀的一生中极少有的失败之一，但在另一方面，费利克斯也让自己变成了偶像让·莫内那样的人物。
毋庸置疑的是，费利克斯在投资银行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自己在过去的50年中为不同行业的老总们独立提供了转型交易的建议，人们也可以说，是费利克斯塑造了投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并购顾问的形象。由于对垃圾债券深恶痛绝，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下面这样的描述不太恰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神化了为公司老总提供独立并购建议的业务，这与声名狼藉的迈克尔·米尔肯在20世纪80年代搞高收益垃圾债券如出一辙。以1969年1月的一周为例，费利克斯要去参加大量的会议，其中有他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国航空公司豪梅特公司的会议，还有与哈罗德·吉宁（ITT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布拉迪（迪伦里德公司的银行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总裁的会谈。就在同周的另一天，费利克斯要面见媒体投资银行艾伦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赫布·艾伦，以及尼克松政府新任命的商务部部长皮特·彼得森—彼得森在之前担任贝灵巧公司总裁时也是费利克斯的客户。接下来的一天里，费利克斯在参加两个内部会议之后，这一周里又要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大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以及ITT公司的CEO。最后，他还要再次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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