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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1 大 佬（44）
在继续交易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估值工作，以此预估买卖价格或股票交换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析买卖双方公司的证券和债务工具，从而保护被并购方的证券持有人以及并购方的现有证券持有人，同时我们还会分析双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客户会向我们咨询并购的最佳支付结构，是否以股票进行交换，是采用要约收购还是交换收购，抑或使用购买资产的方式。我们只有在进行金融、法律、会计和税务等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费利克斯紧接着一语道破天机，“很显然，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各项交易的情况从来不曾曝光。”
费利克斯介绍说，拉扎德代表客户行使的“主要职能”是交易磋商。
“通常，我们需要与潜在并购对象的管理层进行沟通，向他们解释并购的背景以及我们客户公司的业务性质。我们还可能要与担任并购对象金融顾问的投资银行一起商讨并购的好处，并在公平议价和长期磋商后达成令双方满意的条款。”如果交易磋商进行得比较顺利，那么最终会产生一套协议，善意的代理人都会建议自己所代理的客户接受这套协议，而拉扎德投资银行也会就协议的公平性发表意见。无论磋商时间的长短，交易磋商的技巧是一家投资银行在并购领域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一旦双方达成了协议，银行家们就需要审查各种相应的法律文件。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银行家可能会对一些事项（如交易的公开宣传、证券交换或股东委托书的征集等）给出建议。最后，费利克斯还说了一些见解深刻的话：“若要对并购交易加以概括，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两件并购交易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各项交易中的行为也不同，但是全部或部分地包括了我所提到的那四步。我们相信，诚实无欺而且高度专业化的并购业务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我们也尽力向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小组委员会向费利克斯提出的第一轮问题直击投资银行秘密的核心：拉扎德投资银行如何向客户公司收取顾问费。对此费利克斯开始适时地玩起了太极。当委员会问他，交易的规模是否影响所收服务费的高低时，他承认确实存在影响。“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在理念上并不认为向公司提供的并购服务与资金募集服务有很大差异。”他说，“如果我们谈判了一项300万美元的私募交易，那么对此项交易的收费肯定与谈判3亿美元的私募交易所收取的费用不同，并购交易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每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都有一套经过批准的“收费表”，根据该表，可以由交易的规模得出按比例收取的佣金。交易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佣金的比例也会不同。交易的规模越小，佣金比例就越高；交易规模越大，佣金的比例就越小。但无论如何，交易越大，投资银行所收取的费用就越多。不过，诚如费利克斯所说，这些打印出来的、业已得到批准的收费表还会在协商中进行调整，这在客户圈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购业务的经理一直要求银行家严格按照收费表收取费用，但在投资银行界，这种严格按规定收费的情形很难得以实现，尤其在当今的金融超市时代，面对花旗集团或摩根大通等大集团的竞争，为了能够赢得一些附属金融业务或“可以合作”的信誉（各家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交易数目会从多到少定期进行排名），银行家们会不断缩减收取的费用。
费利克斯所提供的证词的另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他将并购佣金与融资佣金等同起来。在35年前，投资银行家们为客户公司发行债务或股权募集资金时都是采用非公开的方式，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例如，拉扎德投资银行可能代表ITT公司与银行商定一项银行融资，然后与几家保险公司协商私人次级贷款，并就募集的资金向ITT公司收取一定的酬金，对债务性资金收取的费用较低，对权益性资金收取的费用则较高。当时不存在联合性债务市场，而且也不存在高收益证券的公开市场。在现今市场上，除了私募融资外，投资银行已经无法通过为客户募集资金而获利。投资银行现在的收费项目包括承销融资、高息交易和证券发行。银行用自有资产向公司客户提供所需的资金，然后自行消化随附风险，银行会将债务、债券或股票打包出售给各种投资者，例如其他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或普通大众。在通常情况下，承销商承担的风险极低，但是它们获得的收益却非常高，但是一旦市场崩溃—例如“9·11”事件，或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台事件—这些承销商也会蒙受巨额的亏损。拉扎德投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金额微不足道，它对承销垃圾股从不感兴趣，因为这需要巨额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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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1 大 佬（45）
小组委员会接着开始攻击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即所谓的互兼董事，也就是说，拉扎德合伙人会担任客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出示了一份名单，上面显示他自己担任ITT公司和豪梅特公司的董事。此外，名单还显示，斯坦利·奥斯本分别担任3家公司的董事。安德鲁则从1957年起就担任菲亚特和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公司的董事，由他担任董事的公司共有6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廷格则担任8家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哈考出版公司特、图书出版商布雷斯全球公司以及玻璃生产商欧文斯－伊利诺伊公司等。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肯尼斯·哈金斯提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4年到1969年提供顾问服务的并购交易中，有40％的交易都存在交易相关公司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顾问的情况。“如果贵公司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是否有助于贵公司参与这家公司的合并业务呢？”哈金斯这样问道。费利克斯的回答是：“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公司有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这在总体上有利于我们对这家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因为我们对公司的经营和需求更为了解。但是如果要说到这是否能给我们相对于其他提供类似业务的投资银行更大的优势，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的公司都非常精明，它们会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所需服务的公司。”
然后，哈金斯又逐年分析了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和没有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并得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一类并购业务中获得的佣金占佣金总额的比例—该比例在1965年为85％，1966年为63％，1967年为29％，1968年为58％，1969年截至劳动节为42％。哈金斯然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公司中享有董事席位可增加贵公司的业务呢？”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应道，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我只是发现公司客户迟早会邀请我们的合伙人到他们的董事会任职，而且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强迫董事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与某家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而且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在未来某个时期，这家公司就会邀请我们到它的董事会任职，这样我们和公司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
“你认为获得董事席位是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业务关联后的自然发展结果，就像婚介与客户的关系一样，是这样吗？”哈金斯这样问道。
费利克斯显然被“婚介”这样的类比激怒了，于是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婚介。就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而言，这是一类非常私人化的服务。”（拉扎德是婚介这个概念还将再次浮现）。在听证后的第五周，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关于客户在1964年到1969年劳动节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清单，在这些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酬金，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这份清单包括了ITT公司在1968年和1969年进行的10桩没有聘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交易，其中包括与喜来登和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交易。而且清单还显示，费利克斯所在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在此期间否定了其中的五桩交易，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无法参与这些交易。
小组委员会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套利业务上。当时这种同时买卖并购相关公司证券，以期从公司证券价差中获利的套利策略还鲜为人知。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一份关于套利的极其清楚简练的总结。“尽管这需要极强的专业性，但是套利的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有了实施先例。它本质是指具有相应收益的短期高风险投资之间的一种对冲。”他解释道，“现代市场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并购交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