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泓次前的采访此次多少起到了作用。从他提供的电话号码中，记者联系到了沈阳欧亚实业的副总裁边守捷。（注意，在沈阳的114查号台中，只有“荷兰村”的登记号码，而并非是“欧亚”打头的某某公司。）当记者提出就“欧亚农业香港上市”一事采访时，对方的回答是：请先发采访提纲。
此时已经是2001年7月19日欧亚农业（）香港挂牌的前夕。发过采访提纲后，记者去电话确认，对方回答：现在还不方便接受采访，等上市之后再说吧。
之后是8月。对方答复：等9月吧，老板不在国内。
再之后是9月去电话，对方依然婉言谢绝：估计今年没有宣传计划了，能不能等到明年？
话分两头。
联系沈阳的过程中，记者也终于联系上了“四川欧亚花卉公司”。当初杨斌与“欧亚农业”（）共同投资建设的位于广汉市的花卉公司还存在，依然是占地5公顷的玻璃连体温室，依然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室内花卉组苗和种苗基地。
不过，这家“四川欧亚”公司已经不再是杨斌旗下的资产，它已经随同杨斌退出600672而卖给了接手的“英豪科教”，成为了新的“英豪科教”（）旗下的子公司。而600672总部的所在地，也由此不再是四川广汉市，改成了“广东英豪学校”的所在地广东省从化市。
电话另一头，“欧亚农业”（）时期的董事会秘书、现四川欧亚花卉公司的总经理金楠女士表示：要采访600672大股东的变迁的话，恐怕不方便谈；但是要参观广汉的5公顷花卉温室，乐意介绍情况。
电话又打到广东。现任“英豪科教”（）董事会秘书于尹先生同样是婉言谢绝：历史问题，现在不方便谈了。
几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闻中心的办公室内，记者简直已经“出离愤怒”。以至于9月底的某一天，笔者买好了去成都（广汉市距离成都仅仅有几十公里）的机票。然而，就在登机前的两个小时，笔者发现，身份证丢了。
对于一名急于知道真相的记者，还有什么情况比这样的祸不单行更令人沮丧？
5。笔者用“欺诈”手法接近杨斌
2001年10月，即将发布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成为采访杨斌的转机。在沈阳，记者冒充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员进行联络，才得以面见这位即将成名的“黑马富豪”——
时间已经是2001年的10月。从开始关注那家名为“欧亚农业”的香港上市公司，至今已经有4个月，笔者几乎要放弃这个选题。
但是，10月中旬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时间应该是10月23日。再次接到总部王长春的电话：“你一直跟踪的杨斌排到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第二名。我们提前拿到了这个名单，你马上出发去沈阳，看能不能采访到他、写一篇他的财富故事？”
实际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州总部，一项针对这次富豪榜的专题策划已经启动。根据“富豪榜”的名单，除了杨斌（第2）之外，编辑部还圈定了中国内地另外3匹财富“黑马”，他们是陈丽华（第6）、许荣茂（第5）、徐明（第18）。这4大黑马各自的企业名称分别是，欧亚集团、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和上海世茂集团。
只所以在策划中圈定上述4人作代表，是因为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乃至整个传媒介来说，前3者显然让人感到陌生，而后者则是上榜的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2001年徐明只有30岁）。
当时笔者并不知道这么多信息。当时的印象是，要做一个策划，要在25日完成采访，赶在26日签版之前交稿。
于是进行简单的准备，立即匆匆上路。
克鲁凯亚曾经说：“我们还年轻，我们永远在路上。”没错，作为职业的新闻动物，好记者永远应该在路上。
而在此时，去捕捉另外3匹“黑马”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从北京到沈阳，火车只需要8个小时。对于记者来说，这8个小时正好可以当作一晚的休息。
火车早晨7点的时候到达沈阳。首要的问题是先找家酒店将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要立即打电话联系采访。在火车站旁边，因为采访经费的限制，记者只能选择那家看上去显得有些灰暗“邮政宾馆”。陪伴记者的，是特快列车上发给乘客作早参的一桶“康师傅”方便面。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离最迟的26日上午截稿，留给记者的采访加写作的时间，只剩下大约24个小时。
首先自然是打电话给副总裁边守捷，他主管对外公关，依然是联系采访的最直接的渠道。不过，与预想的一样，他还是拒绝。
之后是查荷兰村的总机。自然，相信这样的经历所有的记者都有所经历——电话仍然被转接到主管新闻宣传的边副总裁的办公室。
后面还有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同事在辽宁省电视台的朋友，请他帮忙联系荷兰村——作为沈阳市重点扶持的项目，荷兰村总会给省内的新闻单位面子吧？
结果，朋友周旋之后，答复的语气同样令人沮丧：“荷兰村相当保守、封闭，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媒体的采访一律都吃闭门羹！”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采访，怎么办？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奈之中，记者再次拨通荷兰村的总机：“请帮我接杨斌总裁！”
“请问您是哪里？”电话那头是值班小姐职业化的应答。
“我是中国兰花协会的，想找杨总谈点生意。”记者回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采访手段”，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中，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违背道德的做法？
“欺骗”的手法终于奏效，电话接进了杨斌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请问您找杨总有什么事情？”
这时候，记者于是将来意如实托出：“明天（2001年10月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要在公布‘中国内地100富豪榜’。根据我们提前拿到的名单，杨斌总裁被排在了第二位。我们想对杨总裁进行专访。”
最后，记者特意“将军”：“我已经连夜赶到沈阳了。”
结果令人大喜所望，杨斌的秘书沉吟了几秒钟：“那好吧，下午三点以后，你过来吧。”
令人兴奋！记者终于能够痛快地吃下火车上带来的那桶方便面，然后躺在宾馆休息一下，等待下午3：00的到来。
在记者的第一次报道杨斌之后，有媒体曾经在它的报道说起记者第一次采访杨斌的这段曲折经历。不过，或许是以讹传讹，那篇报道中这样写：“记者（本书作者——笔者注）谎称是中国花卉协会的人，杨斌才答应：给5分钟交谈。”
这样的细节其实是不准确的——首先，与记者通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而不是杨斌本人；其次，记者冒充的是“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因为杨斌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兰花种苗，以“兰花协会”的名义自然更容易见面；第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是不假，但是对方并没有说只允许5分钟访问，事实上，每次见到杨斌后，这位颇“讲意气”的富豪对本报记者都还是以礼相待的。
6。与杨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杨斌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坐下来采访的人。他要一如既往的起身去巡视他的工地，他的谈话也不会按照逻辑向你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条完整的理念——
如果你先第一次来到沈阳这座传统的重工业城，看到这座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苏（联）式建筑的灰色调的城市，然后再来到沈阳西北郊这座叫“荷兰村”的卫星城，你一定会被荷兰村与沈阳市的强烈对比所震撼。
整个是荷兰风格的红墙尖顶，到处都是欧式的廊柱和路灯。风车，人工河，廊桥，洋房，别墅，玻璃温室……尽管当时荷兰村的工地上充满机器轰鸣，但是仅凭已经完成的建设，你就完全可以将她认作是人间圣景。
荷兰村的大门口正上方，张贴这这样的标语：“我们唱着东方红——建设《新沈阳》——开拓二十一世纪新时代”。宽阔的大路两侧，正如本报记者袁一泓的报道中所描述的，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欧式的住宅楼。
杨斌的办公楼就位于荷兰村正中的位置。后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完全是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1：1的比例所建。
请记住“荷兰村”中这座名叫“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楼房。在2002年到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杨斌及其公司的办公场所；而在2002年以后，正是这座楼房的转让，成为投资者置疑杨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焦点。
回到2001年10月25日的下午3：00。继续讲述记者对杨斌的专访。
下午3：00，记者准时到达杨斌的办公室——荷兰村“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主楼三层。
杨斌的秘书，一位眉清目秀的男士向记者介绍：杨斌有午睡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下午1：30左右准时午睡，下午3：00左右准时起床。起床后，他一般都会自己开车去视察正大兴土木的荷兰村工地。
不过，杨斌秘书的介绍并不完全准确。当天下午4：00左右，杨斌才从他那设有套房的大办公室午睡醒来。而此刻，在外间等待见杨斌的，包括记者在内，已经坐了三四人。
在杨斌打开他办公室房门的第一时间，记者自然是第一个抢先进入的客人。
很惭愧，今天的记者无法再回忆杨斌办公室的布置。或许是由于对于细节的忽略，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匆忙和紧张，记者如今只留下这样的印象：杨斌拥有一张非常宽阔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巨大的烟灰缸，案头摆放着他与一位外国政要的合影——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还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记不清了。
至于杨斌本人，记者第一次见他的印象就是：第一，这位富豪真黑，38岁的杨斌黑皮肤、黑脸庞，整张面孔好像浸泡过一层煤灰；第二，这位富豪真胖，身高在165厘米左右的杨斌，体重估计已经接近200斤，大腹便便，手掌厚实；第三，这位富豪一点都不像南京人，反而像一个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