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瓦解- 第11部分

　　　　事实证明，健康问题对苏军的损害程度并不亚于阿富汗反抗者的进攻。苏军部队的卫生装备太差，还得超负荷工作，许多部队缺少洗衣和洗澡设备，卫生条件相当差。疾病和卫生问题造成的减员始终高于战斗减员。表12…1表明，整个战争期间有40多万人患有严重的疾病，有五万多人受伤，有15000多人死亡。亚历山大雷亚霍夫斯基对阿富汗战争的描述是基于大量的机密材料和他自己在阿富汗的亲身经历，他认为苏军普遍存在害怕疾病传染区的心理。曾担任第40集团军司令的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将军就特别害怕染上当地的疾病。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总是干预部队的作战行动，给部队制造麻烦，所以下属指挥官特别担心他下部队。他们常常告诉他的秘书他们正在疾病流行区执行任务，从而迫使他取消对部队的视察。

　　　　在苏军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盗窃和贪污现象在阿富汗变得更加严重。士兵将偷窃的物品（包括弹药、武器、车辆零部件以及军营内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用来换取阿富汗人的物资，也用来换取一些西方的消费品，而毒品在这方面的需求显然更大。事实证明，军官们在制止偷盗和这种非法交易上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大部分下级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颇为紧张。

　　　　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和战争期间西方媒体对这方面的大量描述，苏军对阿富汗老百姓的掠夺、抢劫和施暴事件是相当多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无辜、弓虽。女干、把俘虏弄残废、纵火、把阿富汗人放在装甲车下面碾压，这些都是媒体披露出来的罪行，暴露了苏军对部队管理的软弱和无效。此外，这些行为也损害了苏军作战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至少西方的职业军官是这样认为的。但苏军指挥官对此明显地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曾经问过许多苏联的军官和政府官员，苏军为什么会宽恕这些粗暴的行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说，俄罗斯并没有把生命看得很值钱。

　　　　雷亚霍夫斯基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刻画苏联军官队伍的形象，但即便是他的描述也没有否认像扎伊采夫将军的例子所表明的那种负面的形象。虽然他极力将此次战争中的苏军刻画为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但他的书中也充满了消极的描述，如在阿富汗苏军战术不灵活、训练很差、全然不顾当地的政治形势、政治军官为了往上爬互相拆台、高层腐败、上级指挥官对下级指挥官瞎指挥。苏联有些部门更是将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表现说得一塌糊涂，如设在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将有关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材料作为“吸取教训”的教材，充分说明苏军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是相当差的。

　　　　苏军刚刚进入阿富汗时，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和不良习气就露头了，并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突出。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苏军存在的最后四年里全军性问题的提前暴露。苏军到阿富汗时是带着许多自身存在的问题进去的，那里的环境又使得这些问题越演越烈。老兵们回到国内的部队后又将这些新的问题带了回来，特别是吸毒、盗窃和变卖武器装备，并加剧了与少数民族官兵的冲突。老兵们还将这些问题带回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严重地破坏了军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战争使得有些人变成了罪犯。1989年11月，即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八个月后，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对所有在阿富汗服役期间犯罪的士兵实行大赦的决定，其中包括2540名已被判刑的士兵。我们可以想象虽然犯罪但没有被起诉的士兵有多少，应该数倍于被判刑的士兵的数量。

　　　　诚然，我们的分析只是定性分析，主要是基于我们印象中的材料。然而，这些问题已渗透到了苏联社会和国内的部队之中，这还不足以对苏联整个武装部队的纪律、战备和士气产生重大的影响吗？导致这种结果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这些问题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此外，官方掩盖阿富汗战争中苏军出现严重问题的宣传，使人们对这些问题对苏军的负面影响的估计更加不足。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0月17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设想时，他大声宣读了几封使人潸然泪下的信，这些信来自战士们的母亲，是控诉战争的。他在评论这些信件时说，所有的信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这是国际主义义务吗？以谁的名义进行这场战争的？阿富汗人需要这些义务吗？它值得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送到那里，为什么而战斗，为何要杀死老人和小孩）为之献身吗？你们（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要将刚刚入伍的士兵投入战场，让他们面对用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训练武装起来的职业杀手？他们只需用十个人就能对付我们一个齐装满员的旅。”这条信息非常清楚：“政治局犯了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而且要尽快纠正，因为每天都要牺牲宝贵的生命。”诚然，这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做法，是为了达到政策的目的而导演的戏剧表演，然而，戈尔巴乔夫竟然能进行这样的表演，说明这场战争对苏联社会的冲击相当大。
第14节。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是戈尔巴乔夫对党内高级官员进行清洗的早期受害者之一，他曾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达20多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6年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免了他的职，由在哈萨克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而代之。而科尔宾能担任此职，主要是因为他与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密切。公众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严格执行纪律，据说1970年代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间，他曾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指导下学到了惩治腐败的有效方法。

　　　　任命俄罗斯族人领导哈萨克共和国的共产党，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起了暴乱。1986年秋天，“公开性”还没有形成气候，因此官方的审查制度只允许对该事件有选择地进行报道。此外，外国记者访问阿拉木图的要求被拒绝。

　　　　宣布科尔宾任命的当天，抗议的人群就聚集在市内主要广场上并彻夜滞留。第二天，当内务部的部队试图用铁锹和军犬驱散人群时，骚乱爆发了。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有组织地闹事，据英国《卫报》报道，示威者有万人之众。他们围攻党的机关后，冲进了两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犯人。在骚乱的第二天，由于内务部的部队无法控制局势，军队接到了进入该市的命令。陆军部队乘坐装甲车开进了市区，并占领了据说向示威者提供支持的一所大学。军队的严厉行动很快制止了大部分骚乱。

　　　　党中央马上采取了控制破坏范围的策略，并从莫斯科向阿拉木图事发现场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罗缅采夫为首的中央调查组。（1986年）12月19日，苏联媒体上才出现了对骚乱事件较为详细的报道，把该事件描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进行的街头闹事。示威学生被描述成喝醉酒后参与了抢劫和毁坏他人财产的行动，其内含的意思当然是没有政治上的动机。据官方的这篇报道，只有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死亡，但非官方消息灵通人士坚持认为，死亡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这一数字。索罗缅采夫在阿拉木图停留期间，在公共场合露了几次面，一再强调党和国家的权威以及更好地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接下来便是严厉的司法审判，两名学生示威者被行刑队执行枪决，四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戈尔巴乔夫及其政治局对这起事件反映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做出了明显错误的判断。中亚地区党的领导人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就于1984年被免了职，因为他及其周围的一帮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该共和国的腐败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认为中亚共和国因为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种族混杂，因而缺少真正的民族主义感情。示威者的行动极有可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库纳耶夫的支持者的唆使，因为那些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地位将会失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莫斯科党中央和阿拉木图党的领导迅速采取了行动，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在以后的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中，他们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这么有效。

　　　　发生了骚乱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但由于媒体没有对血腥镇压进行详细报道，因而这起事件对于没有亲眼看见镇压场面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公众没有进行抱怨，所以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便准备将处理这类事情作为他们的常规任务。以后随着“公开性”的广泛发展，媒体对军队指挥官在维持国内秩序和维护莫斯科的控制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批评得越来越尖锐，军队领导人的反应也有所变化。然而1986年在阿拉木图，将军们轻松地完成了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任务。
第15节。第比利斯大屠杀
　　　　第比利斯大屠杀

　　　　1989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4月4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示威活动，新成立的民族民主党的党员在政府大楼前举行绝食抗议。到4月7日，示威者估计已达到十万人。那天，许多单位的员工，包括公共交通部门的职员、教师、电视台工作人员和几个工厂的工人，还进行了罢工。4月8日，罢工和示威活动继续进行。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祖姆贝尔、党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格鲁吉亚内务部部长戈尔戈泽绍塔对此事的反应是要求莫斯科向格鲁吉亚调入更多的内卫部队和军队。莫斯科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研究帕季阿什维利的请求，一次是于4月7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