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印象。当时任土库曼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政治形势的看法。据他介绍，戈尔巴乔夫获悉那次大屠杀事件后，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们流的血越多，就越可能回过头来向我们企求帮助。”尼亚佐夫是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表示极度轻蔑的人，他还引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民族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的真正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它们分离出去的话，将无法生存；就算它们能分离出去，也会很快回来。”当然，尼亚佐夫并不是一个对此事没有兴趣的人。
瓦列里鲍尔金对于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中的作用也做了坦率的陈述。他与戈尔巴乔夫还在伦敦时，就传来了第比利斯局势失控的消息。他们刚一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委员们就在机场与他们见面，并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政治局委员们已同意派谢瓦尔德纳泽火速赶往第比利斯控制局势。然而按照鲍尔金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并没有立即就去，这明显是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交换意见后改变了主意。帕季阿什维利长期以来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不和，他后来告诉鲍尔金说，谢瓦尔德纳泽的第比利斯之行之所以被推迟，是“因为冲突已不可避免，所有的决定都已得到准许，但他没有说是得到了谁的准许”。当然，从鲍尔金的上下文看，他指的是戈尔巴乔夫。他继续说，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在党内所有高级领导干部中，对军队不满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还坚持说他曾当面向戈尔巴乔夫建议不要承担责任，让责任落在军队和党内个别官员的头上，戈尔巴乔夫没有作答，鲍尔金意识到他的直率触动了上司“敏感的神经”。
罗季奥诺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极力为自己进行辩解，坚决否认有示威者被士兵用铁锹打死，并强调说隐藏在示威者背后的是第比利斯危险的政治力量。罗季奥诺夫坚持认为应以全国政治形势的大背景来看待这起事件，格鲁吉亚政治反对派唯恐天下不乱，因而这起事件事实上是一次“挑衅”，而不是“悲剧”。当然，按照罗季奥诺夫的逻辑，问题的根源应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毫无疑问，罗季奥诺夫也担心这起事件会对他自己的前程产生影响（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1996年他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部长，一年后被解职）。
1989年春天，亚历山大列别德上校是驻图拉的一个空降师的师长。他的师4月8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4月9日被空运到第比利斯附近的一个机场。4月9日夜里，他的部队乘坐车辆穿过第比利斯市区，目睹了那天早些时候冲突发生后的景象，街上空无一人，甚至连警察都没有。尽管他没有及时赶到并亲眼看到罗季奥诺夫在凌晨采取的行动，但他生动地描述了参与这一行动的第345空降团的情况。
这个团是1979年进入阿富汗的苏军首批部队中的一个，也是1989年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个团之中的一个。它的官兵在巴格拉姆山谷身经百战，尝遍了人间的苦难。这个团回国后被部署在阿塞拜疆的吉扬德扎（以前叫基洛瓦巴德），那里没有营房，没有停车场，没有公寓，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资金来源。回国本来应进行战后休整，但这个团在动荡不安的外高加索从一个热点地区匆匆奔向另一个热点地区。4月6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后，该团迅速驱车320公里赶往第比利斯。士兵们有着良好的战斗素养，知道如何无情地杀敌，但他们在第比利斯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示威者，过去也没有训练过如何对付示威者。示威者咒骂、欺负士兵们，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但空降团的士兵们始终不还手。据列别德提供的第二手资料（这方面提供的情况不是很令人信服的），人群逐渐变得充满敌意，以至于不得不做出某种对付示威者的决定。决定做出了（很明显是由罗季奥诺夫做出的），于是屠杀事件发生了。正像列别德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部队在那样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毫不令人吃惊的。
列别德对罗季奥诺夫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苏军中“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几个将军之一。列别德坚持认为，罗季奥诺夫坚决反对帕季阿什维利要求调来更多军队的主张，但他的反对意见被驳回，他向莫斯科反映意见的要求也被否定。结果是很快就有至少三个空降师抵达第比利斯。在列别德看来，大屠杀是向第比利斯调入大批部队，特别是调入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的必然结果，因此，让罗季奥诺夫承担大部分责任是不公正的。列别德悲叹道：“将军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是将军。”列别德称事件很久以后，即罗季奥诺夫被解除司令职务，担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后，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才间接地向他承认对他的指责是荒谬的。然而，第比利斯街头的标语牌上依然写着“罗季奥诺夫是杀人犯”“打倒凶手罗季奥诺夫”。列别德认为，如果罗季奥诺夫在事件刚刚发生后就要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审理，他可能会被宣布为无罪。然而政治领导人不允许他这样做，罗季奥诺夫太守纪律了，他也不会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大屠杀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和政治局处理这一事件的所作所为对高级军官们的影响。阿拉木图事件中，政治局和军队指挥机构是团结一致的，控制局势的决心是坚定的。然而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政治局不敢负责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很快被公之于众，给人的印象是军队指挥系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背离政治局擅自采取行动。事后政治局委员们又开始相互指责，同时试图将罪名加在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帕季阿什维利和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的身上。
列别德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他对血腥镇压行动毫不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似乎相信示威者的挑衅行为证明武力镇压是正确的。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将军们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替罪羊，他相信大部分将军可能同意他的说法。此外，在4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雷日科夫指责军队没有经过格鲁吉亚地方当局的准许而擅自采取行动，接着戈尔巴乔夫也对军队进行了非难，他认为亚佐夫肯定深感上当受骗。不管亚佐夫、罗季奥诺夫和列别德是否对第比利斯的政治形势有准确的估计，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是军队挽救了党，避免了格鲁吉亚党组织在政治上的溃败。列别德就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说的。然而作为对这次救援行动的回报，将军们突然被媒体丑化为惨无人道杀戮手无寸铁的年轻妇女的杀人犯和屠夫。鲍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上的表现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军队的信任，此后，他与军队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已无法弥合。
列别德认为刚刚从阿富汗回国的士兵们的情绪是导致他们对辱骂他们的示威者采取过激行动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让我们假定美军的一个团刚刚脱离越南的激烈战斗回国，驻在一处没有足够的住房和保障设施的兵营，然后再让我们假定这个团被派往一个大学校园对付反战的示威者，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派往第比利斯的部队是谁挑选的呢？列别德没有说，但他暗示戈尔巴乔夫应对此负责。虽然从阿富汗前线撤回的部队被派往局势不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决定是由总参谋部做出的，至少是总参谋部同意的，但列别德能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难道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事件的前后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最后，第比利斯事件后，苏军政治理论刊物上刊登了若干篇批评在维持国内治安中使用军队的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带头严厉地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军队可进行国内战争，也可进行对外战争，关键看敌人在哪里，并引述恩格斯的话证明他的观点。然而，1939年以后苏联在国内已没有了敌人，因此军队的任务只能是准备抗击外敌的入侵（他的这种高谈阔论并没有阻止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内使用军队的实践，如1990年和1991年在立陶宛、1991年“八月事件”期间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地区使用军队的实践）。两位上校在批驳军队的对内职能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由他们两位做出这个结论比瓦连尼科夫将军要稍微合适一些。最后，一位退役上校指出，对内使用军队曾不止一次在东欧拯救了社会主义。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提出了稍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军事干预第比利斯事件的教训是，军队指挥官只能听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话，而不应听从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命令。这种形形色色的意见、争论和理论探讨，很难解决政治军官们在部队政治教育课上遇到的问题。
第17节。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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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库的军事干涉
另一起重大危机于1990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这起事件只是1988年2月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冲突后该地区一连串骚乱事件中的一起，但却是重要的一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历史上曾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988年2月20日，该州苏维埃的亚美尼亚族代表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