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坚信，这场战争从客观上讲就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国际资本主义的较量，尽管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大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这是一场国家间的冲突。
列宁无条件地同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政治工具。虽然他自己表达得没有这样明确，但他实际上采用了克劳塞维茨在论述国家使用战争的主要因素时所概括的“奇怪的三位一体”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是这样说的：“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性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换句话说，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包括：①“民族”（19世纪的欧洲人通常这样称呼自己）的民众情绪；②笼罩战场上军队的“战争迷雾”（即偶然性和盖然性，不过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概念更为人所知）；③政府（即他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内阁和总参谋部”）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强行把战争合理化的努力。民族为战斗提供了心理能量；战争是武装冲突的物质环境，它表明战争的能动性，并不为克劳塞维茨在当代的弟子亨利德约米尼试图设计的那些简单的机械性的规律所左右。内阁和总参谋部通过对“以战争达到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指导，并强行赋予民众情绪以目的性与合理性。谈到模糊性，克劳塞维茨用“雾”来比喻。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盖然性理论——而非牛顿的力学定律——是理解指挥员在战场上面临什么情况的一个恰当的概念。克劳塞维茨求助于数学上的盖然性这一概念（“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才使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军事理论家区别开来。像土木工程师那样运用几何学与固体力学定律是不能打胜仗的。打仗需要如预计天气一样预测其对自己所做之事将会有什么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情况靠推理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也多少受人的判断的影响，但仍充满偶然性和突发性。
根据列宁的观点，一切政治都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大战场。这种战争十分混乱，往往难以预料，还会出现挫折，但它是在可为人们理解的科学程序指导下运转的。这种程序不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定律或是牛顿的力学定律那样简单，它更类似于一大堆看上去杂乱无章，但依靠统计学基本可为人所理解的事件，人们依靠科学理论与分析，通过合理的行为去左右它们。
列宁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发现一种把领导的作用同政治斗争的众多难以驾驭的力量相结合的理论。这些力量有其内在的逻辑，马克思对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了这种逻辑，但它不是工程原理那样简单的力学定律，它还包含着杂乱的可变因素以及人的抉择。然而，人们如果掌握了这些力量的一般规律，就可以采取合理的行动，取得预想的效果。列宁认识到，克劳塞维茨尽管没有马克思的科学洞察力，但他有丰富的经验，有冷静的观察，再加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因此他的理论仍然颇有建树。
对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论稍加改动就能适用于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理论。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同克劳塞维茨关于合理使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提法不谋而合。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运动实施明智的领导，这种领导的基础是它对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是对政治上自由意志的机敏运用。马克思预见到，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打赢一场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就必须拥有这种意志。当然，列宁对政治的看法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迷雾”（“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的认识相吻合。克劳塞维茨曾含蓄地批评了约米尼和其他一些同时代军事理论家思想中强烈的机械论色彩，而列宁在发表于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纯粹以机械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尖锐批评。“三位一体”中最令人质疑的看来是“人民”，因为克劳塞维茨没有把人民分成阶级。但这没有难倒列宁。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形式正在欧洲成熟，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交战双方是国家，不能指望他认识到阶级间进行的“超国家”的战争很快将超越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战争。列宁只是把“人民”换成“阶级”，把“政府”换成“政党”，就把“三位一体”论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依此不难解释列宁在取得俄国政权后采取的行动——他也提出了“三位一体”：①宣传鼓动国际工人阶级（相当于克劳塞维茨的“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②承认阶级冲突的风云变幻（相当于“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在全世界建立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党，以便领导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相当于“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
鉴于战争的理论与革命的理论如此绝妙的重合，苏联军事理论界神化克劳塞维茨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神化是有条件的，作为苏联军官思想教育的一本基本教材对此说得很清楚：关于战争，列宁写道，辩证法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是论述战争史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给战争所下的定义也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关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我们看到，在阐述战争的本质时，列宁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这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及其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是对那个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也是莫大的误解。两者之间在对政治、对战争的阶级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随着苏军进入它生存的最后六年，其领导层仍沉湎于这种战争观，满脑子的战争末世论和战争工具论。当然，他们也偷偷接受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正如迈克尔霍华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总是在互不相容的战争观中间左右为难，与其更不相容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战争观。从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直到如今，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都把战争看成罪恶，是应该通过和平主义运动、军控或靠人的良知消灭的东西。但有时自由主义者也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诉诸战争，此时他们就会给这种战争披上为崇高道德而进行圣战的外衣。西方对苏联军事政策的分析大都不承认苏联战争观中有末世论的成分，认为苏联的将军们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套看法。可以说西方军界领导也如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战争是政治工具的说法恨之入骨，他们的将军们就相信吗？或许很多人不相信，但这种思想已占统治地位，西方民主国家在制定军事政策时也依其为指导。从实际需要出发，从西方将军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确实信奉自由主义者的战争观，尽管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对此进行过哲学思考。应该说苏军领导人也是这样。在笔者采访的若干人士中，大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的理论说不太清楚，但少数人能够说清楚，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军官。在这种问题上，政治干部当然最清楚。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官方的思想观点在苏联军官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要解释为什么苏联建立起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什么苏联制订了那样的战争计划，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西方学者常常否认或者忽略这一点。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苏军总参谋部很容易识别何处存在“威胁”，并依此制订战争计划。“可能的敌人”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此类国家为数众多，形成对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盟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包围圈。
共产党始终强调对军事进行战略指导时要运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实际运用也清楚地贯穿苏联历史始终。内战结束不久，列宁首先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思想。1919年，他建立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控制所有外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是列宁和与其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建立起的跨国网络，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协调的机构。与此同时，他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与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和平。1922年苏俄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这标志着列宁在外交上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他通过与西方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为苏维埃政权寻求经济援助；他又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党与党之间的联系，谋求世界革命，首先是在德国。他还指示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谋求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政治联盟，策动暴动，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所有这些政策与他在十月革命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有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条件下，他的思想作为一种策略才具有重要意义，在另外一种条件下，这些思想不仅不可理解，而且看起来自相矛盾，甚至有些荒谬。
当然，这种策略旨在赢得所谓的“喘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