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免显得深奥、离题，但它直接触及苏军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现代西方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
组织体制问题
苏联共产党对大部分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控制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每一个地区——共和国、州（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州）、区（也相当于美国的州）、市以及镇（相当于美国的县或市区）——都设有党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党的控制通过它们实施。就像杰丽霍夫颇有见识地指出的那样，地区党组织行使协调职能，有点类似于法国县的机构。然而，并非苏联所有的国家机构都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例如，铁道部门就是以职能为基础组织的，与行政区划无关。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是按职能组织的，其中民防部队是个例外，它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国防部也有自己的地区分机构——军区。
凡是以职能划分的行政机构，均设有相应的党组织。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总政治部就是按职能原则设置的。所以取消地方党的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并不能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1990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延迟决定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戈尔巴乔夫想废除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以便为多党制政治开辟道路。1990年2月，党中央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但仅仅是削弱而不是废除宪法第六条。
对于国防部（以及武装部队的其他组成部分——克格勃的边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内务部的内卫部队）来说，这一变革对总政治部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总政治部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下属部门，它一直对自己的这一地位感到满意。它会继续存在吗？它遍布武装部队的庞大的政治机构怎么办？它共有约八万人，全部是军官。它有自己的教育机构——为首的是位于莫斯科的列宁军政学院。它有自己的理论刊物——《武装部队共产党人》，为对全体军人进行日常意识形态的灌输提供指导和大量的材料。它的军官控制着武装部队的报纸《红星报》。
第7节。巨大的政治挑战
巨大的政治挑战
实现苏军非政治化并非易事。总政治部不仅代表着其成员狭隘的利益，而且是体现布尔什维克党与其武装集团——“红军”早期结合一体的“纪念碑”。它早期的几任主任都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官员。1917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斯米格拉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0年代的总政治部主任谢尔盖古雪夫、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安德烈布勃诺夫，都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1930年代，扬加马尔尼克、列夫梅赫利斯均有长期担任非军事部门党组织职务的经历。“二战”后早期的总政治部主任都有在地方党组织任职的经历，有此经历的还有阿列克谢叶皮谢夫，他从1962年开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直到1985年7月他77岁高龄时退休。很明显，由叶皮谢夫推荐的他的继任者阿列克谢利济切夫却是个例外。他没有在非军事部门党组织任职的经历，仅仅是在政治部门工作的一名政治军官，他由驻德苏军政治部主任升任总政治部主任。最后一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尼古拉什利亚加，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前，在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工作。
总政治部在中、高级军官中都有支持者，这一点在1990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党代会上变得非常明显。当时的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司令阿尔贝特马卡晓夫上将气愤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军队共产党人”是不会放弃党的意识形态的。到1990年后半期，像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一类的年轻军官在此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他们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在党内担任的职务。
1989年以前，总政治部的代言人在其理论刊物和《红星报》上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论有褒有贬。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正意识形态时，曾引起他们的极度惊恐。尽管如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此后他们还是尽最大努力既坚持“人类利益”，又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然而，自从主张“公开性”的势力控制宣传工具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媒体对军队的严厉批评和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建议使他们的愤怒情绪公开爆发了出来。1989年，利济切夫将军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毫不掩饰他对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鄙视态度，指责这一建议的支持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对于虐待士兵和抱怨军队生活悲惨的指责，他将之统统归罪于整个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着精神萎靡、吸毒、酗酒和身体状况不佳，大批有犯罪前科的青年不时渗透到军营中来。这些问题并不是军队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由于电视机、收音机、游戏机和其他电子新产品的普及，苏联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总体上在走下坡路。
从那时起，高级政治军官们常常对此种状态公开进行类似的抱怨。然而他们的抱怨较之高级军事军官的抱怨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话，至少有所不同。他们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愤怒情绪，而这一情绪当时在高级军事军官们中间是普遍存在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此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与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以及其他一些非军方评论者们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辩论。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一直未在媒体上表现出情绪失控，直到1990年2月有一次他在电视上露面时情况才开始变化。那次他谴责公众，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对军队的批评浪潮，痛斥普遍存在的对军队的消极态度。然而，那时人们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并没有像1989年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样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响。1990年2月，军事军官们也对损害军队形象的言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而使利济切夫的讲话未显出有什么特别。此外，莫伊谢夫将军对新党纲中有关军队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新党纲是为即将到来的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他还直接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利济切夫的态度与军事军官们的唯一明显区别在于，他还关心克格勃和武装部队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党的组织，这自然反映了他广泛的责任感。军事军官们主要关心国防部所属的部队，而利济切夫的总政治部在克格勃和其他武装部分中也设有政治机关。
随着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军队和总政治部的领导对戈尔巴乔夫废除总政治部的建议公开表示反对。像莫伊谢夫将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党纲表示担心，整个春天，军队的紧张不安已不再是秘密。亚佐夫元帅对其下属传达了1月底和2月初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这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准备推进军队的非政治化。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的典型做法是，做出姿态化解他们的担心，试图将军事军官和总政治部分离开来。1990年2月红军建军节前夜，五位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了庆祝仪式，高度赞扬了苏军的丰功伟绩。5月8日，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高级军官和老战士们发表了讲话，歌颂了“二战”中军队的英雄主义，承认斯大林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春季和夏季期间他没有支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军队激进改革派，而这一时期对改革派而言是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改革、苏联外交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季，中下层军官们围绕军队政治机构命运问题的辩论趋于公开化。洛帕京少校及其同伙作为军队激进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1989年12月，新成立的“军官会议”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全军会议，洛帕京的支持者和“盾牌”组织要求废除政治机构。保守势力试图将全军“军官会议”举行的大会变成支持总政治部的论坛，但反对派成功地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到了1989年年底，总政治部的前途成了大家公开谈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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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任务自然不仅仅是在总政治部的命运和军队改革问题上与军方摊牌，他还试图取消列宁赋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为实行多党制开辟道路。过去的一年里，党不仅被削弱了，失去了大批党员，而且党内各级组织中各个派系纷纷冒了出来。自由派党员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觉得他逐渐倾向党内保守派势力。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公开重整保守派势力。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追随者。
各级军官两极分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还不是很明显。1989年和1990年，越来越多的军官退党。这些人虽然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常常不起作用。例如，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导弹靶场任职的亚历山大罗金中校以痛恨腐败现象为由退了党，被禁闭在一所精神病院，后来由于他威胁要煽动公众闹事，才被释放。随着退党人数的增多，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军退党人数比例最高的群体。沙波什尼科夫几乎每天都要听到亚佐夫问他，他对成群结队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据沙波什尼科夫讲，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亚佐夫问：你对飞行员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回答：没有。问：为什么？回答：太晚了，他们已全都退党了。问：那么你呢？回答：我也退党了，只有你还留在党内，或许留在党内的还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