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裁定原则，而是“诸多少数裁定原则”。达尔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他发现，不出所料，大多数公民并未参与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去。控制权主要掌握在通过自我选择脱颖而出的互相竞争的精英们手中，但是他们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否则极有可能输给其他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好的竞争对手。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8）
这是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但却忽略了两点令人不安的事实：第一，利益集团并不会自动地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第二，这一时期当选的领袖通常并不关心穷人，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却十分关心，比如，那些组成地方商会的小型企业，同时也十分重视那些有部分成员活跃于当地分会的全国性组织，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农业局和工会各分支机构。与今天的各种拥护“公众利益”的团体不同（这些团体都躲在华盛顿的小办公室里，定期向全国的忠诚支持者们发送邮件，乞求捐款），那些组织在全国民众中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向立法者施压来实现它们的想法。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例，它曾经不可思议地促成了1944年的《美国退伍军*利法案》，确保每一位退伍军人都能得到长达4年的大专教育、政府补贴房屋贷款和商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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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美国专注于与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假想竞赛，那更像是*与集权的对抗。这场竞赛催生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几乎所有大规模公共支出政策都被冠以“国防”这个形容词。例如，《国防教育法案》称人造地球卫星对于美国的教育具有标志性的贡献，该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原本是为美国造就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便与苏联对抗，但该法案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培养了一批处于美国各行各业前沿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国家州际及国防高速公路法案》计划以长达4万英里｛1｝的笔直四车道高速公路取代以往蜿蜒迂回于各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双车道联邦公路。这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旦开战，这些高速公路可以加快军需用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速度。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快速降低了商品在国内的运输和配送成本、刺激了汽车销售、带动了郊区的开发，从而推动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国家应谨防出现“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他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于提供就业岗位和保持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约有100家公司获得了国防合约总值的2/3。这些巨型公司大多拥有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员工们也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到1959年，20％的加利福尼亚非农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拥有大型国防合约的企业。在华盛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2％。
国防合约也同样在太空领域和电信领域孕育出大量未来科技。投入到科研和发展综合武器系统的数十亿美元经费促成了最初的晶体管的问世，后来被应用于计算机；硬塑料最终应用于汽车和家用电器；光纤成了因特网的“信息高速公路”；激光后来被发现可以应用于视力矫正手术；喷气发动机使商用飞机能够在无需再次补充燃料的状态下飞行上万千米；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精密计量器、感应装置和电子器材被用于成千上万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中。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节中所要讨论的，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这些科技的公司和行业共同推动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的最终瓦解。
20世纪中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国家。那时，被战争拖垮的各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力向美国出口商品，也没有能力从美国进口商品。即便到了1960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也仅有4％产自国外，使用的钢材只有4％来自海外市场，不到6％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的原产地在美国境外。然而，美国在那段时间一直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进一步遏止苏联的扩张。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同样动摇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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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它与我们今天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坐拥美国顶级大公司的人不断表示（用几十年前由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的话来精确描述的理想状态）：他们的工作是平衡受公司影响的每一个人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广大民众的需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弗兰克·艾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其他公司总裁的类似言论）：“管理工作是为了维护各种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公平和平衡，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一般民众。公司经理之所以获得了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于大众的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士早已在他们的工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财富》杂志告诉那些身居公司高层的读者们，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以广阔视野来看待自己的责任：“为了采取一种专业视角，管理者必须采取超然、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某一时刻的机遇与策略，成为产业政治家。”
这些身居公司高层的人很自然地扮演起这一角色，其中许多人在二战时曾供职于政府高层，并且战后仍然在公共顾问机构、专家组和委员会任职。（当“引擎查理”威尔逊带着一群通用汽车的高管们入主五角大楼时，*党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不无讽刺地说，美国把政府从新政拥护者手中交到了汽车经销商手中。）这些自我标榜为“公司政治家”的人经常在国会上作证，花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在Studebaker公司的CEO保罗·霍夫曼、Benton&Bowles广告公司的比尔·班顿、伊斯曼…柯达公司的马里恩·福尔瑟姆等人的共同领导下，这些“公司政治家”组成了经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两党联立团体之一。这个委员会不像现代的商业联盟那样只知道追求狭隘的商业利益。它推动了1946年《就业法》的出台，该法令促使美国致力于充分就业计划，并将此当做一项国民经济政策的官方目标。同时，该委员会还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帮助政府向其他美国人宣传这一计划（霍夫曼本人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首任负责人）。
这些商业领袖有能力承担起“公司政治家”的职责——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寡头垄断体系使他们有权成为政治家。就像他们保证蓝领员工有丰厚的薪水和福利，而无须担心竞争者可能会挤垮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到华盛顿为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而不必忧虑当他们不注意时某个对手会夺取他们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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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核心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涵盖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系统。美国的顶级大公司通过制订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由此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他们通过与同行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公司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协商，制定价格以确保获得高额利润。利润的一部分将用于再投资，购买新的厂房和机器；一部分则会根据不同的级别分配给公司的高层和中层管理者；此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员工时薪，这些员工通常会组成行业工会。涵盖全行业所有员工的工会合同明确规定了这些员工的时薪和福利待遇标准，其中包括有税收优惠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年金。作为回报，有组织的工会员工一般不会发动*或者中断工作，以免妨碍大规模生产的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劳资双方都不会让工资和物价上涨过高，以免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些合同同样为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员工提供了通行的工资和福利标准。
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会为关键性的服务行业制定价格和标准，公众通过大型垄断公司——涉及公共事业、特定路线的航空运输、卡车、公路和电话业等——在大致公平的条件下享受这些服务。立法者会对当地社区（如小型公司、地区零售商和农场主）的利益给予特别照顾。联邦政府对最富有的人群和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征收较高的边际所得税，并把大部分收益用于对抗苏联的国防事业中。这里所指的国防事业广义上包括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高等教育、新型技术的开发、航空航天业的大规模订单以及为保证美国大公司利益而扩展海外市场和保障自然资源供应的对外政策。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持久的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候在重要参与者之间直接进行，比如实力雄厚的公司和不容小觑的员工群体；有时候则是在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内部间接进行。这一系列的谈判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首先，规模经济带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进而创造了巨额利润；其次，带来了几千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再次，获利得到了广泛分配（向下惠及蓝领员工，向外惠及小型社区、农场以及其他人群）；第四，不计其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超过以往，进而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系。这一切使全国出现了规模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壮大又稳固了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美国和世界走上了超级资本主义之路。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