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方面，狭隘的自我利益和广泛的社会同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比如说，我希望穷人也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否则犯罪率就会攀升，我所爱的人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我的孩子或者我本人就可能被某个穷孩子抢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合法经济活动中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样，我也对小镇主街的消亡感到忧心，不仅是因为我关心小型零售商，还因为我曾经享受过流连其中的乐趣。全球变暖不仅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有可能吞噬掉我喜欢漫步的海滩。我不希望网络上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内容，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孙辈看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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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买到便宜的汽车、冰箱、相框或者其他各种价廉物美的产品，通常是由于那些铸造、修理、安装、固定这些东西的美国员工们接受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或者丢掉了工作。在通往超级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他们的工资下降了或失业了，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运用新软件、雇用外国员工或者某个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美国员工，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同样工作。大多数失去工作的员工可以找到新工作，但通常是在当地从事服务业，比如在零售商店、餐馆、旅馆和医院里，这些工作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2002年劳工部再就业员工调查显示，由于进口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找到的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平均低了13％。因其他原因而丢掉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比如雇主用自动化机器和软件取代了人力），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低12％。
当我们发现更经济、更实惠的服务时，可能也间接地影响了某些美国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如我们会在网络上搜索，选择低价票，如果几百万名旅客都这样做，就会影响像莎侬·韦勒姆这样的空中服务员。29岁的莎侬·韦勒姆是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务员，她在2006年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破产法官正在就是否允许西北航空公司进一步降低工资并禁止举行*一案作出裁定。为西北航空公司工作7年之后，韦勒姆的所得收入终于在2005年超过了3万美元。但是在2006年，如果按照西北航空的要求减薪，她的工资可能不足万美元。她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擅长量入为出地生活，我没有空调、有线电视、呼叫等待、高速网络或者汽车。我住在哈林区第142街的一间约21平方米的单间公寓里。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付完购买食品的账单之后，我就身无分文，不得不靠透支信用卡吃饭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4）
在我们为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把存款从一家基金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基金公司的时候，我们也间接造成了某些人工资和福利的下降。大型慈善机构、大学教授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年金的经理人们也在要求公司大举降低成本之列。为了争夺委托人的投资而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是谁迫使他们去追求更高的回报呢？包括我，可能也包括你。如果一名受我委托的教师养老基金的资产管理经理没能为我的存款带来最佳回报，我就会更换基金。而且，现在我可以比过去更加便捷地改持其他基金了。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另一家回报更高的基金而已。因此，是我在间接地迫使CEO们去压榨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甚至我还可能在强迫CEO们和工会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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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整体经济蓬勃发展，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增加，新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阶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伊曼纽尔·赛斯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托马斯·皮克提共同研究了纳税记录，他们发现，截至2004年，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1％拥有国民总收入的16％，比1980年的8％增加了一倍。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的收入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1980年的3倍，高达7％。收入不均的状况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有所加剧，尽管表现得不如美国明显。收入位于美国全国前20％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大学文凭并不是高收入的保障。即使是那些收入处于前5％的人（他们的收入比20个美国人中的19个人都高），从1978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的收入涨幅也不足1％。
在这数十年间，收入最高的阶层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情况是，极少数人握有绝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少的人握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速度日趋加快。从20世纪初期开始，曾出现了一次影响重大的收入平等的倒退，并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达到高潮。到了2005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192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除了2000年短暂的股市泡沫期间）。
大部分财富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流向了已经非常富有的人群。富有阶层拥有的股票远多于中产阶级投资者，因此资本所带来的回报让他们获得了极高的收益。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是新近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2001年，最富有的的人群申报纳税83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卢西恩·别布丘克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亚尼弗·格林施泰因教授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金额——480亿美元——来自美国公司职位最高的5位高管的收入总和。企业高管们包含股票期权和津贴在内的平均收入为640万美元；CEO的平均收入为1430万美元。研究者把高管的收入与所在公司的总收益逐年进行比较，发现其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支付给5位高管的薪酬一般占总收入的5％。到了21世纪初期，高管的薪酬达到了10％。到了2006年，CEO们的收入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80年代的8倍。
如何来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轨迹呢？是高管们变得更加贪婪了，还是公司董事会更不负责任了？是CEO们更狡诈了，还是投资者更驯服了？又或者，是华尔街更容易*控了？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对此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40年前，在大公司，包括高层在内，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受到强大的企业、壮大的员工队伍还有政府间接参与的谈判的影响。寡头公司和行业工会直接就员工的时薪标准进行谈判，白领员工知道他们的工资级别间接受此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大公司类似于公务员系统。这些寡头公司中的高管必须与有组织的员工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必须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自由设定工资和价格，得到关于运费、税率或者许可证的监管许可，继续取得政府合约。如果他们的薪酬过高，就显得很不得体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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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其他后果，包括对于环境、社区以及基本礼节的影响，我们同样具有两面性。三四十年前，*资本主义对这些实施了保护措施：积极立法保护环境，公司没有因经济压力而舍弃故土，电视、广播和电影中的言行受到严格规范，法律严禁传播**内容。但是从那以后，我们这些新获得权力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找到更加实惠的交易了。
我认识不少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他们对大气中一氧化碳排放量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后果深感忧虑，对继续向空气中排放一氧化碳的大型能源公司和不作为的政界人士愤慨不已。可也正是这代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使用运动型多功能车或者四轮驱动汽车代步。更富有的一些人会驾驶悍马，而且家中还有第二辆甚至第三辆汽车。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要消耗这些能源就会向大气中排放更多的污染物。他们的面积近400平方米甚至更大的住房终年维持适宜的温度，他们还购置了超薄型液晶电视、无线声控系统、按摩躺椅和漩涡按摩浴缸等。他们把资金投资到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而不去理睬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会遭到怎样的破坏。作为公民，他们对全球变暖异常焦虑；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他们却积极地制造更多热量。
同样，我们大多数人珍惜传统社区的和谐环境，也正是我们在推动它们消失。在我们的年龄，不少人都应该记得美国许多小镇的传统主街，记得那些各具特色、独立经营的店铺，甚至记得我们的父母和店主之间其乐融融的关系，以及一路上与邻居、朋友的寒暄。近些年来，全美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一直试图重建这些几乎被遗忘的美国小路所具有的氛围和吸引力。你可以在封闭式住宅小区、中产阶级的商业公寓群、都市景观中的“新城”，甚至在一些机场商店和公共住宅群中，找到以前在小镇主街上出售的手工艺品。新奥尔良的旧圣托马斯住宅区，曾经是该市最难治理的贫民区，现在却变成了“河流花园”，相当于19世纪后期新奥尔良地区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的开发区。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建造的Celebration居民区，是对怀旧潮流的贡献，用Celebration网站上的话来说，Celebration模拟了“富有怀旧风味的社区”，“在迷人的湖边漫步区，坐落着独一无二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店铺和美味诱人的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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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为公众道德标准的沦丧而忧心。如今的娱乐公司不断地散布*和暴力。电影比以前更庸俗，有更多暴力画面；音乐歌词则更加*，更具*性；有线电视里播放的内容更是肮脏下流；网络就是虚拟的污秽源头；电子游戏中则满是炸开的头颅和四分五裂的肢体。
信奉保守主义的专家大声疾呼，美国文化正流于低俗，并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无处不在的恶魔——自由主义。后来成为道德改革家的保守主义法学家罗伯特·博克这样写道：“在自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