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第5部分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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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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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这三场革命同时发挥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000万印度人。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1）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本章想要说明，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2）
　　　　如第2章所述，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3）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buuyu。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