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作品，初稿写完要放在抽屉里，两三天以后拿出来再看一遍。我即使做不到这么沉着周详，最紧张的时候也会隔几小时再看一看，这样改写过的文章才能更少遗憾。
…Q：这本书分为七个专辑。我发现，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被命名为“政经风云”的这一辑，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你写得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因为有话要说，因而情感充沛、思如泉涌，还是别的什么？
…A：这还是因为一方面，我是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的造诣远远谈不上，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影响很深。也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修养不够，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遇到比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时候，写起来更容易一些。我不认为这表明我在这些领域有过人之处，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其实，我发现，当初在做SARS报道的时候，《财经》记者写起来就比较自如。把一个经济专业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富有激情地表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表述的时候，为了追求严谨性，评论这种体裁所要求的晓畅和生动，就会遇到困难。相反，既涉及经济又不囿于经济的题材，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我想，仅此而已。
【序言】（4）
…Q：如何看待过去有些文章，如《何必讳言“不救市”》等，造成的社会轰动？
…A：“财经观察”有不少篇章影响很大，大部分时候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我们的观点，在1700字内经过了反复推敲，我自认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争论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之中才能璀璨。不能不说，宽容对待异见，理性分辨是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稀缺的元素。那种动辄追究动机和背景、惯于深文周纳的做法，应该说是历史上不健康因素的残留，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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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风云（1）
告别“红色资本家”
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惨败，深层含义则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结束了。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央行关闭，海内外金融业界大哗。圈外人可能不明就里，觉得中国早有了关信托公司、关银行的历史，再关家稍大些的广信也属正常。
笔者相熟的一位资深业内专家一语中的：“主要在于广信是‘窗口’，关什么都不比关‘窗口’。”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中国改革20年来，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而国际金融资本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总额的10％以下。这小部分钱的大头，就是国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包括银团贷款）和债券市场资金。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债券市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定了一种“窗口”模式，即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作为“窗口”，直接到海外发行债券，拿回钱再放到企业或基建项目进行建设，公司自己负责还债。
广信就是当时确定的“窗口”之一。在最红火的时候，广信曾经从国际评级机构拿到过与国家主权同样的评级，后来虽然被调低一级，但仍算金字招牌。在国际债券市场建起一家发行体的信誉非常不容易，广信从1986年起就在日本“武士”债市场“热身”，到1993年又成功进入欧洲和美国债市。至1998年，广信在海外发债共计17笔；就一家融资机构而言，可谓成就斐然，在国内的诸家“窗口”中也是佼佼者。
要紧的是拿回钱以后怎么用，能不能还得上。中国早期确定的那种“窗口”融资模式，本质上就是以国家信誉去拿回外汇，政府自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调度权。不过在事实上，其一，政府调度从来都无法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其二，对于集投、融资大权于一身的信托投资公司，政府严格计划、科学调度也难以做到。看似计划方式支持指导，市场方式管理操作，实际上是“两不靠”，根本无法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使用。如今广信因为还不上巨额债务而关张已经是事实，其他“窗口”日子也不会过得轻松。
近年来，中国的业界应能够意识到“窗口模式”的弊端。有识者早已指出，90年代以来，国际上资本市场证券化步伐很快，债券融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部分，每年都有相当高的增长。中国理应弄潮于国际债市，从那里获得成本比较低的资金来发展经济。但除了国家出面发行的主权债之外，正确的途径应是由用钱的企业自己获得债信评级，然后自己到海外发债。这样才能使给钱的和用钱的互相见面，增加透明度，资金使用也就有了比较大的约束力。投资者和发债者共同承担风险，不需要由国家拿出外汇储备来承当，这就是公司债（corporate bond）道路。
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在国际债市试水，历来发债除了财政部的主权债，主要由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出面，发行的其实是不同形式的“准主权债”或称“政府债”。这种“窗口模式”虽然早年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回过头来看显然并不是恰当选择。关键是路一旦走偏了，调整过来并不容易，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国际融资牵涉到国际投资者的体认，路径依赖性更强。所以，我们只是在1995年特别明确，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但“窗口”模式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公司债也就成长不起来。直到1997年，才听知宝钢获得了理想债信评级的消息。这是中国唯一一家有了评级、能够发债的企业，可惜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宝钢的债也发不出去。所以，中国的真正意义的公司债至今还站在始发点上，比起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差出许多。
政经风云（2）
这回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微观意义的惨败，深层含义当然就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