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没有什么事能让贝利的高贵气质蒙受更大的伤害了。他再也不是令卡拉托拉斯头疼的人了。在招待会上，他谴责议会的调查破坏了国球的声誉。正当议会准备好对卡拉托拉斯开刀的时刻，他却表示了对泰克希拉的信任。体育日报《长矛！》（La nc e！）的专栏作者约瑟·特拉亚诺（J o s Tra ja no）怒不可遏地喊道：“贝利和利卡多·泰克希拉的联合是对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而奋斗的人下的最大黑手……他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这次拥抱之后，反腐败的斗士们把矛头指向了贝利。致力于改革的记者们开始反思贝利担任体育部长时所做的一切。回顾贝利的这段任期，记者们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理想化。他的生意伙伴撰写了《贝利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在撰写这些条款的同时，他们公开承认希望这些法律能让他们从中获利。在其他方面，贝利也表现出了在道德常识方面令人痛心的匮乏。他曾建议外国投资商把资金投入到巴西一些最腐败的企业。例如，1998年时他曾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尤瑞科·米兰达和国民银行的合作。
突然之间，是到了摘下偶像头上的光环的时候了。一些报道出现在小报的花边新闻上：《Is to e Ge nte》杂志刊登了一则报道，称贝利在纽约有一个32岁大的私生女。不幸的是，他留下的不法行为线索引出了一则更具破坏性的报道。2001年整个冬天，《圣保罗页报》（Fo lha d e S o Pa ulo）每天都在指控贝利从一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行的慈善比赛中提成70万美元。该赛事由贝利体育营销公司（Pe l S p o rts Ma rke ting）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该报还说这是一个阴谋，其中牵涉到两家空壳公司。对此贝利的答复是他并不知情。他把责任转嫁给跟他合作了20年的生意伙伴头上，解雇了他，并向法院起诉他，并且还解散了贝利体育营销公司。然而，他的气愤并没有使他归还那70万美元。
当我向贝利的朋友问起他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错误时，他们提供了几种说法。有的说贝利童年的贫穷导致了他对金钱的狂热，但他们又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在获得人们对他的帮助时，即使是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他也总是有意对他们的缺点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会原谅他们，直到他认为再容忍下去就会被社会所不容时为止。他的情况与社会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 wa rd Ba nfie ld）的著名文章《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主旨相去不远。班菲尔德解释说在最重视家庭基础的社会里，责任感最强烈，正是这种社会滋生了最严重的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换句话说，贝利和巴西不只是不适应改革，而且也不适应资本主义。贝利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尽管他告诉自己他已经学会了生意场里的冷漠算计，但他却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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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六（1）
有些批评家将这些不法动机归咎于外国投资商，指责他们利用俱乐部来洗钱并掩盖其他不法交易。有的指责可能有些事实依据，但是大部分外国投资商都是抱着现代企业运作的理想来到巴西的。他们的理论是，要改变巴西足球的现状所需要的只是一点透明度，并借助于现代市场营销的魔力以及对合作精神的发掘。他们想要把这项运动变成一个花哨的、能赚钱的视觉大餐，再加上包厢和利润可观的电视合同就能实现这个完美的计划。达拉斯的希克斯…缪斯公司已经开始建设泛美体育电视网来转播他们球队的比赛。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如果能使球队摆脱诸如尤瑞科·米兰达之类卡拉托拉斯的控制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的。
在圣雅努阿里奥俱乐部104岁生日的第二天早上，米兰达邀请我到俱乐部参观。前一天晚上，在里约的海滩上就已经为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天早上，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俱乐部和一个著名的塞尔维亚移民迪占·佩特科维奇（De ja n Pe tko vic）签了约。他说，头天晚上的庆祝活动激励着他“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是他需要佩特科维奇还有其他原因。瓦斯科在本赛季伊始成绩不尽如人意。差不多联盟垫底的成绩使得瓦斯科威胁到了米兰达竞选连任。套用美国的政治术语，就是球队成绩的低迷威胁到了尤瑞科·米兰达的竞选支持率。佩特科维奇是一颗政治砝码，用来在最后一刻增强球队支持者的信心。
米兰达并没有怎么掩饰自己的别有用心。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助手在麦克风后面安排了三个彪形大汉。就在米兰达和佩特科维奇即将登台亮相之前，电视摄像头就要亮起来的时候，一名助手递给彪形大汉们一些印着尤瑞科·米兰达名字和竞选口号的T恤衫。记者招待会在球场的“总裁会议办公室”是不能举行，当记者们进入会场时，米兰达的一名跟班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可以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竞选宣传单。他对着一名摄影师大叫：“在总裁办公室是不能穿百慕大短裤的。”
在巴西，米兰达作为平民派的形象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虽然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像他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些恬不知耻的骗子把用于学校午餐的拨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将大批合同工程包给自己的家族企业，而他们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良心不安。不过这些平民派也掌握了一些巧妙的伎俩来赢得民心：在为自己敛财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将一些资金用于建设吸引民众的公共项目。这已经被简化成了一条普通的格言作为人们支持他们的理由：他盗窃钱财但也在创造财富。”
米兰达进入了记者招待会的现场。他带着一条金项链，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个长期关注他的批评家告诉我，20年前的他曾是一个帅家伙。尽管容颜已退，他还是摆出一副炫耀的架势。甚至在佩特科维奇回答问题时，米兰达还在故意吸引人们的注意。他坐在椅子里，身体向后倚着，自豪地展示着肥硕的身材。招待会期间，他吸了一根硕大的雪茄。当他长长地吐着烟圈时，烟卷在他的手指间被转来转去，想不盯着他看都不可能。
巴西平民派政客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他们的武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魅力在于他们被看成是身经百战的反叛者，而指控他们的人则被描绘成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精英分子。米兰达也喜欢打漂亮仗。当里约热衷于改革的州长安东尼·加洛替尼欧（Antho ny Ga ro tinho）在球场惨剧发生后取消了瓦斯科的比赛时，米兰达称他是一个“软骨头”、“同志”、“一个只会坐在那里向基督做没用的祷告的人”。1999年的一场比赛中，当一个裁判把三名瓦斯科球员罚下场之后，米兰达怒不可遏地带着一群保镖队伍冲到了场上。由于警方的干涉，才使得裁判免于被他修理。
在为佩特科维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米兰达对自己草率地打断记者的提问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他反复地说：“你的问题太愚蠢了。”他用一只手划了一个圈，与教练示意换人时所用的动作一样。或许是害怕米兰达的谩骂，记者们只好忍气吞声。到米兰达结束记者招待会，坐下来开始和我讲话时，我也感到有点儿害怕了。
我已经遇到过很多瓦斯科·达伽马队的球迷。他们很理智，厌恶腐败但却崇拜米兰达。“他可能是个混蛋，可他是我们的混蛋”，这是他们的经典说法。像大多数强人一样，他无法把俱乐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区分开来——他像是一个父亲，保护着俱乐部不受这个邪恶世界的戕害。他对外国投资商尤为严厉，指责他们试图破坏他的俱乐部。“突然之间，这些外国投资商闯了进来，并试图把俱乐部变成一个他们称之为生意的东西。鉴于我们的文化习惯，他们面临着不少困难。因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他们带着一个目标而来：赢利。做生意就是要赢利。可他们的做法在这里就是行不通，必须遵守本地的惯例。他们确实会做生意，但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一窍不通，对我们的地方特性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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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六（2）
这种说法很虚伪，退一步说，这也是不诚实的。米兰达就曾与国民银行做交易，并邀请他们加入他的俱乐部。该银行对俱乐部从来就没有他所说的那种影响。但是他对言辞技巧的运用毫无疑问是高超的。他的政治基础能够维持这么久正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强有力的辩论辞令。
米兰达坐在会议室桌子的对面，身体在椅子里转动着：“瓦斯科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俱乐部，由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创建。而且，瓦斯科是唯一有点儿历史的俱乐部。瓦斯科是历史上第一家拥有黑人球员的俱乐部。足球曾经是一项精英运动，这家俱乐部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合伙人购买的，这一点在所有的俱乐部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受到政府哪怕是一分钱的资助。这是一个开拓性的俱乐部。”米兰达称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这些传统中的精髓。外国投资商会带来那些“几乎不会说葡萄牙语的家伙”。为了获得利润，这些外国投资商会努力把俱乐部推销给尽可能多的观众。在帕尔梅拉斯，意大利跨国公司帕玛拉特改变了球队的颜色。在科林蒂安和弗拉门戈，外国投资商把明星球员卖给了同城的对手俱乐部——在以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吹嘘自己的营销计划。米兰达试图要向人们证明在这些外国人的心目中，俱乐部只不过是些企业而已，根本就谈不上其中有什么传统以及高尚的道德。米兰达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外来投资者洗劫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后才开始他这一套反全球化的理论。
外国投资商离开后，米兰达没有了替罪羊供其###，也就无法分散人们对其失败的关注。这是一个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