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一个立法机构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保持国家竞争力、保住工作机会，我们怎样惩罚那些没有采取相似的气候政策的国家？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如果在某些地方实施比较严厉的环境标准，将会降低该地的竞争力，使公司企业迁移到中国和印度，导致碳“泄漏”到环境责任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出于对竞争力和碳泄漏的顾虑，已经有人提出了跨境征税的建议，即如果从那些没有实施相似环境政策的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含有碳，那么就要对其征税。美国的征税目标是中国，法国的目标原本是美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避免。
美国的排放大都出现在交通和住房领域，这些部门是无法交易
的。66一般而言，在大多数制造业中，能源在总投入成本中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抬高碳的价格对总体生产成本影响不大。67至于美国进口的那些具有较高的能源和碳含量的产品，如钢铁、铝、水泥、纸和化学制品，只有不到3％来自中国。68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通过碳定价削减的排放只有不到10％会被外国排放增长所抵消，即便如此，大多数模型表明，跨境征税只能将那10％减少个百分点。69跨境征税不仅效力甚微，而且还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印度和中国会提出，按总排放计算，美国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的责任。《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方有可能利用上述措施来对付没有批准该议定书的
美国。
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出了建议，即要针对守约方式进行谈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实施了惩罚，就会产生报复风险，从而可能削弱整个机制的规制力。各国需要了解惩罚的范畴，以及惩罚实施的方式，要决定是否愿意接受达成外部判决所需要的
审查。
自下而上的守约压力也同样重要，可以迫使公司企业先减少排放，才能参与市场竞争或者获得政府合同。要对碳定价进行规则管理，报告标准非常重要，关系到排放责任的落实和排放交易体系的成败。就可接受的排放水平制定明确的标准，就会迫使国家和企业提高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对各公司的碳排放进行比较，从而加强市场激励机制、提高能效。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标准化组织或ISO）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核查建立了标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2006年，标准化组织出版了14064系列标准，作为第一套国际通行的测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工具。围绕这些标准的国际共识不断加强。70该标准获得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支持，被全球的企业、政府和地区机构广泛采纳；而且还大大增加了企业和国家对碳排放情况的发布。71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可以继续利用并扩展上述ISO标准。商界可制定一些激励机制，使其将上述标准与商业战略相结合，以便在能效方面战胜竞争者，并宣传自己取得的成绩。企业可以达成伙伴关系协议，并且对那些遵守ISO14064系列标准的其他公司给予优惠待遇。国家可以通过ISO14064系列标准，并以条例的形式将其规定为企业必须遵守的标准，在公司之间建立相似的实践和报告制度。为了争取防务合同、多边发展银行的合同和其他国家出资的采购项目，公司企业将不得不遵守ISO14064标准。
抑制气候变化（18）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独立审查，将年会上的回顾报告制度化，该报告将指出哪些国家有效实施了ISO标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利用这样的场合高调表扬和曝光各国表现最好和最差的企业。类似发展银行和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可以将上述做法纳入到它们的采购规定中，要求公司必须获得ISO认证才能获得合同。更有力度的做法是，在下一轮贸易谈判中，可以将ISO气候行为标准通过谈判写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规则中。
结？论
气候变化涉及科学、技术、经济学、政治和国际关系，没有比之难度更大、风险更高的问题了。而其解决方案也将非常复杂，这是在所难免的。解决方案将包括多重制度和政策，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必然发生变化，因为好的政策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逻辑告诉我们，事情理应如此——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定是不断变
化的。
气候变化框架要成功建立起来，必然要经历一些考验。第一个考验是要推行相关政策，推动创新和投资。第二个考验是将大国和新兴国家联合起来，因为到2030年这两类国家的碳排放将占到总体碳排放的近90％。72这就要求在实施影响经济增长的碳定价政策之前，要给新兴经济体一些时间。根据我们的判断，现在最好的方式是推动16国集团朝着上述共同目标前进，而不是强推一些中国和印度会拒绝的目标。最后的考验是如何利用私人资本、技术和分析能力。在1945年，国际体系中大多数的行为体都是国家，而现在我们有了一群包括国家、地区、营利和非营利集团等在内的行为体。大多数资源和能力都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私营部门必须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改进
政策。
下一章我们将重点讨论核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和能源利用政策已经迫使很多国家在开发民用核项目。如果气候政策不与核安全协调起来，在一个领域取得的进展就有可能制造出新的扩散风险。16国集团将再次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就核安全政策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保证同样的一群行为体解决跨议题的联系问题，这些议题无法相互孤立，必须同时考虑。
在气候变化和核安全问题上，美国采取何种政策至关重要。要实现集体参与，各国必须确立一个共同信念，相信大家都会过得更好。要定下这个调子，美国不能只唱高调，而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超越短期的不确定性，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积极的气候政策有助于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并加强美国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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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核时代（1）
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核时代。1在第一个核时代来临之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不扩散条约》）的缔造者们相信，在和平使用核技术和利用核技术制造武器之间可以建立一座防火墙。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伊拉克和最近的朝鲜和伊朗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在第一个核时代，扩散只是国家面临的问题。40年前，没有人认为恐怖分子可以获得核弹，也没有人认为核武器材料和技术的销售会成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商机。
在第一个核时代，核能似乎是大有希望的资源，但是出于安全和环境考虑，它从未成为首要的能源来源。在第二个核时代，对全球变暖的关注和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大幅波动，使得人们对核能的需求复苏。近30个国家已经宣布要建设用于和平目的核项目。2
在第一个核时代，核弹是有核国家相互威慑的武器；在第二个核时代，核武器国家的军事参谋正在认真考虑，应该制定怎样的原则，使得核武器可以“被用到”反恐战争中。3在第一个核时代，美苏冷战限制了对核弹的需求；在第二个核时代，地区和全球不安全使一些人对核弹产生了新的兴趣，有人认为，未来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以中东为中心的大型核扩散。在第一个核时代，专家们默认，如果美国和苏联进行裁军，其他国家也会照办。但是，现在情况就不是那么明朗了。有核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都面临着所在地区不安全的复杂局势。如果它们弃核，那么什么样的国际机制能够保障它们的安全呢？4
阻止核武器扩散，这是负责任主权面临的最重大考验。《不扩散条约》是40多年前签署的，它制定了一些关键的行为标准，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核技术时应遵照执行。如今，能激活这些标准的共识已经有所退化。未来不扩散机制的健康发展首先有赖于如何重建共识。但是，仅有共识还不够。我们要制定新的责任标准，使不扩散机制适应21世纪的要求。
《不扩散条约》的效力取决于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协定。第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达成集体协定，不将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去，而且还要提供相关安全保障。第二，不发展核武器、履行《不扩散条约》义务的国家有权和平利用核技术。第三，在签署《不扩散条约》时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达成协议，切实采取裁军行动。
在条约签署后的头30年里，不扩散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国家对于核武器的需求，也对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进行了限制。自冷战结束以来，该机制日益弱化，在推动核武器国家进行裁军方面，有效性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无核武器国家已经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原有的条约方案不公平；它们也很愤怒，认为核武器国家在兑现承诺方面行动迟缓。这种失望和愤怒的情绪不断强化，削弱了讨价还价过程的潜力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但是，在原有共识已经破裂的时候，成员国不应减少投入，而是要加大投入，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阻止核材料、技术和武器的扩散。
尽管建立有效的核不扩散机制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但是在过去七年里，美国采取的政策削弱了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全球共识，弱化了现有机制。虽然布什政府有所创新，制造了防扩散的新工具，例如2003年的《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但是却对履行自己的裁军承诺毫无兴趣。布什政府制定了一些重大决策，包括拒绝履行《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