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就不再安排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就决定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是否生育下一个孩子就取决于随机因素。
国内对孩子成本和效用专题的经验研究不多，其中大样本研究的仅有几个（冯立天等，1987；田雪原，1995；叶文振，1998）。这些研究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了基本描述和分析，但也或多或少存在如下缺陷：（1）对孩子成本估算的终止年龄定为16周岁不符合国情，因子女上高中、大学的费用也大多依赖父母，而且众多父母还要支付子女16岁以上未就业子女的生活、恋爱直至子女的结婚费用；（2）入户访问只对母亲进行调查，在分析孩子成本和收益时，只估算了生养孩子对母亲的正负效用，忽视了对父亲的付出及其效用的影响；（3）测量成本和效用的指标体系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如经济成本的核算较粗放或采用历史回溯性的资料，估算不够准确或因资料久远而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4）以往的经验研究都是1996年及此前的数据，而近年随着教育、住房、医疗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发展或减少收 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 046元和10 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 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 573元，占总费用的（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附（2）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 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 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 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 300元，最低仅1 000元，最高则达20 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 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 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 100元±2 300元，最高达10 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 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 600元，而支出6 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 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收费过高的质疑和担忧。一些被访反映，住宿费由家长负担也就罢了，但现在连水电费也全转嫁给学生，不给水喝，非让买净水；想直接考英语四级还不行，非让学生付费先考三级硬赚钱；不愿意选修的课程，只要付足费，不去上课也可通过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上大学的费用十分昂贵，一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述说因自己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至现在就业困难等。还有些家长及其子女为来上海大学就读的贫困地区的学生鸣不平：“他们真是太苦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钱买菜，仅买个馒头啃”。
3、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
信息化时代的电脑器材/碟片、手机、上网等经济成本是以往的调查未涉及的领域。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讯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 500元，其中手机/电话/上网费最高的达六、七千元。而实际上此项支出还不完全，因为父母给予的零花钱、亲戚朋友给予的压岁钱，也有一部分被孩子用于支付购买音响、电脑耗材或支付手机、上网等费）。按本研究的统计，零花钱和压岁钱两项人均年进账达2 300多元（最高达40 000元）。因此，子女年均用于信息、通讯的家庭支出远超过2 000元。
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保。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 300…2 500元上下。
4、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
中国父母不仅大多全额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结婚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近年社会劳动力的过剩使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子女择业、就业十分困难，一些家长还反映子女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无所事事，不积极设法找工作，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靠父母微薄的薪水过日子，令父母叹息不知哪天才可出头。
而随着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