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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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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命定的倾覆（1）
周政保
思考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大盛魁商号》时，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谓“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小说“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入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含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入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大盛魁商号》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大盛魁商号》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涵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大盛魁商号》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了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趋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示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就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大盛魁商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大盛魁商号》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心尽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郦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和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命定的倾覆（2）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喇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吗？“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象征或作为“势”的隐喻形态，《序幕》中哈喇沁峡谷的灾难，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极为简洁的题旨表述或极为精彩的寓意传达。我想，《大盛魁商号》所企图实现的思情也罢，民族命运也罢，社会前景也罢，人的生存状态也罢，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也罢，或者是“人的过程”也罢，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峡谷的恐怖或灾难的序中，寻找到相应的基因般的溃痕。
当然，可能体现小说的“势”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描写过程中的那种辽阔的时空纵横。尤其是广袤的空间与终究渺小的“驼队”与苦争苦斗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更加促进了“势”的生成——无论是叙述的“气势”，还是人的状态或过程的“颓势”。小说以塞外的归化为中心，辐射所及包括了乌里雅苏台、沙王领地、库伦、恰克图、山西祁县等。而笔触所涉，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礼仪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无际的戈壁，有苍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驼场……如此广阔辽远的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跳跃与推进，很自然地拓开读者的视野及想象力。于是，那种多种意义上的“势”的综合印象，也就成为一种难得而又必然的小说效果（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可话说回来，无论是“势”，还是小说的题旨寓意，或者是描写的独特性，最终可倚仗的仍然是小说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作为富有相当容量及规模的长篇小说，是无法藐视或疏离这些主干性因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叙述就是一切，但叙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确认之后才开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么？若论《大盛魁商号》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张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以大掌柜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坚固而充满了封建帮会色彩的系列人物群体，如郦先生、祁掌柜、古海、海仲臣等（其实还应该包括财东史耀及其儿子史靖仁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