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他们的优点，知识分子越牛，互相之间越不相容，我创造一个他们能够相容而且我能容他们的环境就行了，对于知识分子你给他一个自由的氛围，让他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表扬他们的表现就够了。他们更注重精神自由。
当然，俞敏洪的这一性格，在新东方实行组织结构改革时，就容易被别人视为“软弱”、“和稀泥”。从战略决策上来说，俞敏洪不够果断的性格确实导致新东方在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俞敏洪这种宽容的风度和境界，使得他性情和蔼，也使他在矛盾纠纷中有转圜退让的余地，能化干戈为玉帛。2000年那场股份改制风波，如果不是因为俞敏洪的宽容，新东方早就分崩离析了。
“逼宫”事件中，我完全可以脑袋一热用手中的权力去打压这些朋友，或者自己干脆甩手不干离开新东方，但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伤害新东方的利益，所以就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分析员工或者股东的想法，来帮助自己去处理问题。
新东方的此次转型以王强和徐小平退出管理层、俞敏洪重掌新东方控制权而告终。虽然王强和徐小平是这次“逼宫”的主要谋划人，但是俞敏洪并不记恨这一点，相反，他还惴惴不安，担心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做###不会太伤两人的心。
为了挽留王强，俞敏洪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将新东方的产业开发交给王强负责。新东方具体说来由两块业务组成，一是教学，二是与教学相关的产业开发，如出版、翻译等。所以产业开发亦是新东方的命脉。俞敏洪还动之以情，陈说“东方马车”十几年的交情，并决定如果王强不留下，就不举行新东方八周年庆典……终于感动了王强，决定尽弃前嫌，留在新东方。后来在某一次采访中，王强曾将俞敏洪的行为理解为“宽容”，委婉地表达了某种歉意。而另一位关键人物徐小平，也在2001年11月底主动向俞敏洪写信，他们没有像别人担心的那样反目成仇，反而换来了更长久、更深沉的友谊，可以说，是俞敏洪的宽容深深地感动了同样是性情中人的徐小平，他以宽容回报宽容。
或许俞敏洪并不是一个最有魄力的决策者，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无疑是合格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考虑到新东方人才构成的特殊性，考虑到新东方是从非规范转向规范化，俞敏洪能保住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功绩了。更何况，对于中层管理者和底层员工来说，俞敏洪确实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老板。
当你对别人谦虚随和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别人谦虚随和的回报。如果别人批判你的时候，你随和，这样更好沟通。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小就是个性上能够忍让，更重要的就是对人性的理解。
我从来不发火，总是笑眯眯的，所以我说话稍微严肃一点儿，下面人就受不了了，觉得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果达不到，我就跟他们说，自己看吧，该怎么惩罚。
人们对俞敏洪的评价是，胸怀博大，能包容，善于谅解社会和他人的弱点。他的下属可以与他争辩，甚至于吵得天翻地覆，事后却更加钦佩他。新东方也因此形成了它充满魅力的文化之一：用人才之长，而不计较人才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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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就像揉面团（1）
开始的时候，团队就像面粉，一拍就会散。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往里面加水，揉啊揉啊，慢慢地就会成为面团，就很难散了，甚至越揉越黏。到最后这个团队就分不开了。
当然，要将纷纷洒洒随时可能会随风而去的面粉揉成柔韧无比的面团，肯定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最初，俞敏洪为了将新东方创业团队“揉”成一个“面团”，他往里面加的是“人情＋利益”。
谁都知道，新东方能有今天，与它当初拥有一支明星级的团队是分不开的。放眼当时的英语培训市场，机构遍地，但鲜有超越新东方者。无论是后来于1999年成立的戴尔国际英语，还是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英语，它们要分得中国英语培训市场的一杯羹，就必须从细分市场入手。譬如，华尔街英语主要面对高端客户，课程要价很高，属于一种小范围培训。所以说，新东方是国内名副其实的“霸主”。而能开拓这一局面就不能不归功于新东方的一批明星老师。毕竟，对于英语培训机构来说，其核心竞争力就是师资，没有优秀的老师，就没有生源，连生存都成问题。
关于这一点，俞敏洪心里十分清楚。
我发现，企业要干好，少不了三大块儿，一是利益，二是权力，三是人情。但是，当时我是个体户，我只要抓住两点，利益和人情，权力不用说，就在我手中，用好了就伟大，用不好就拉倒。我读《三国演义》，反复琢磨为什么曹操和刘备会成为天下枭雄？孙权不用管他，因为他凭着长江天险称霸一方，不算英雄。真正凭本事打天下的才是英雄。曹操是一个普通士兵，一个小官；刘备纯粹就是一个乡下人，最后他们各霸一方天下。想来想去，如果没有曹操，刘备肯定能夺得天下；如果没有刘备，曹操肯定也能夺得天下。因为有了刘备，才有三分天下。曹操手下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他本身就很伟大；刘备手下也有一大帮伟大的人物，刘备也很伟大。为什么曹操对关公那么好，他还要过五关斩六将，非到刘备那儿去？曹操手下的人，不管刘备怎么拉拢，也不到刘备手下去？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才争夺战。就是抢人才，人才就是一切。
俞敏洪打了个比方：如果当时要有个“新西方”，人才机制和新东方一样（人情＋利益），就不会有今天新东方在外语培训市场独霸天下的局面了。所以，俞敏洪研究曹操和刘备为什么能称霸一方，他发现，他们得天下，是因为刘备偏重人情，用人情来聚集人才。他会说：“大家结拜，你们都是我兄弟，打下的天下就是大伙儿的。”曹操没跟任何人结拜过兄弟，曹操用来聚集人才的手段也是既有人情又有利益，但不同于刘备，他偏重于利益。相比较之下，俞敏洪更偏向于刘备的做法。
2000年，俞敏洪用“人情＋利益”来维护新东方团队的做法遇到了困难。随着新业务的不断开拓，新东方赢利范围的扩大，大家自愿将自己负责的业务整合到“新东方公司”名下，新东方学校注册成立了新公司，俞敏洪身兼董事长和总裁职务。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众人利益分配的问题，于是这帮“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哥们儿陷入了尖锐的利益纠纷当中，使新东方遭遇到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界纷纷传闻，俞敏洪独揽大权的举动遭到另外两个创始人王强和徐小平的不满，甚至传言他们相继离开了新东方。
俞敏洪后来检讨他在当时当地的做法，分析了导致新东方那段艰难改革之路的原因所在：
当时，我的“人情”比较低级，就是请老师吃饭，喝酒，出去玩儿。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兄弟。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浅层次上，用利益和人情调整关系的，还没有走到调整王强、徐小平这类人物关系深层次的路子上去。
俞敏洪当时认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思想境界是差不多的，对未来的追求也是差不多的，虽然会有利益冲突，但应该可以在思想的层面谈利益。但是他错了。这次他遇到的并不是思想境界差异的问题，而是撕开一切斯文外衣之后，赤裸裸的利益之争。那一段在利益与友情之间选择的痛苦与困惑，充满灵魂撕扯的内部较量，最终是俞敏洪胜出，新东方的发展也以这个时刻为新起点，走上了它向一个现代企业迈进的历程。
所以，这一时期，俞敏洪要“揉”新东方这支团队，加入的仍然是利益与人情，只不过，“利益”的分量开始大于“人情”。
我做新东方，老是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点，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找这个平衡点。当然，现在找这个平衡点，是在现代化的体制下找了。我发现，利益放在第一位，假如我给你的利益超过了别的地方给你的利益，那么，你留下来干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我当时意识到，只要我手下有老师就什么都行。在给你利益的情况下，我再给你人情，你就会很舒服，你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
新东方的人才队伍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有一些人离开了，如胡敏、杜子华等人，而最终留下来的，恰恰是当年在那场改制风波中意见最不统一，争执最为激烈的诸如王强、徐小平等人。
2007年，俞敏洪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人问道：“新东方的三架马车依然如故，还是已然散架？”俞敏洪回答道：
现在非常好，不光没有散架，而且团结得更加密切，合作的层次更加高了，这三架马车都在为新东方的战略做出决策，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都有比较大的贡献。比如说徐小平老师，这两年来写了四五本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书，王强老师在自己的口语方面出了几本口语著作，成了口语的畅销书。我们一起关注新东方的未来、命运和前途，从理念文化到行为我们都非常一致。
“渡尽劫波兄弟在”，今日的他们已经是新东方最坚固的团队，正如俞敏洪所言，这支团队也越来越有韧劲，不会像未经揉搓的干面粉一样，容易散开了，这是新东方之福，也是中国千万学子之福。
新东方的团队，凝聚到今天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互相之间特别了解。在一起谈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坦诚的，对每个人的个性、道德品格、缺点，也非常了解，因此我们总在一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是毫不留情的。当你知道了对方的缺点，也同时知道对方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