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椴⒚挥械酱宋梗�2001年8月28日，王强在董事会上提交辞呈，紧接着，徐小平表示支持王强，也要辞职，如果“东方马车”三去二，新东方还成其为新东方吗？更祸不单行的是，王强和徐小平提出辞职引起了一系列反应，一些股东惴惴不安，打算出售手中股份离开新东方。
这是一步“将军”的棋路，徐小平提出要求：俞敏洪到国外去读书。言外之意，你俞敏洪身上还有很浓郁的“农民气息”，你还受你那太上老君的老妈控制，所以你还是一个“农民”，还不能引导新东方走上真正的现代企业的道路，所以必须继续修炼。
徐小平等人其实小瞧了俞敏洪。在这段互相扯皮、争吵不休的时间里，俞敏洪整个人瘦了一圈。俞敏洪有一个习惯，压力一大，就会拉肚子，拉得人都脱形了。但是即便这样，他仍然能做到在这个非常时刻，下狠劲攻读了几十本企业经营管理的书，到处请教专家学者，为的是找到一条打破僵局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还真给俞敏洪找到了，那就是“打碎一切，从头再来”。他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正式将新东方上海分校和广州分校等收归“中央”。在想明白了股东们的顾虑后，俞敏洪确立了期权制度，并通过了年底分红的“股东协议”，解开了小股东的心头疙瘩，稳定了军心，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用真诚留住了王强，而后，在权衡再三后，向徐小平宣战。
俞敏洪要求股东在他和徐小平之间做出选择，是选他作为合作伙伴，还是选择徐小平。这是一道简单至极的选择题，却也是最沉重的选择题，不管后果如何，都将意味着新东方告别从前那段快意恩仇、把酒高歌的岁月，从此正式踏上现代企业的运作轨道，至少是向现代企业运作思想靠拢。这也将意味着，原先那种俞敏洪极为看重的“人情＋利益”的管理方式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改变，但两者之间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对换。
“利益”在重要时刻体现出它至关重要的作用。股东们包括当时的第二大股东王强，最终都选择了俞敏洪，他们牺牲掉了徐小平。俞敏洪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感到一股感伤和惆怅。
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曾用“泣血”二字形容新东方的转型之艰难。因为走到这一步，无论是对于注重情义的俞敏洪还是诸位关系不错的股东来说，都饱受情感上的煎熬。俞敏洪在这个艰难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是：
随着企业的发展，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一定会引起争斗，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新东方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争斗，出现争权夺利的事情，关键是你如何把它回归到一种秩序状态，新东方回归到秩序状态以后就算做成功了。
在这一场“友情”和“利益”的角力中，最艰难的其实并不是如何建立一套现代化企业的运作规范，而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俞敏洪好不容易才悟出这一点：
创新是一种源自于人们头脑的改变态度，随后才有创新，任何体制的创新，如果只是在理论上讲，而内心不想改变，那么这个体制再怎么做，都不可能起到变的作用。因为心变了，外在的东西才会随着你的心进行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艰难的原因之一是人的心没有变过来。就像古代的皇帝，每个皇帝都希望自己的朝代是千千万万年的，但是每个朝代过了几百年以后就没有了，原因是每个皇帝对体制管理的思路没有改变，所以不得不在原地循环打转。
最后我们弄懂了，就是集团化的结构应该怎么做，新东方的结构应该怎么调整以后，实际上它最后面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态，随着这个结构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改过来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遵守我们自己定下来的规矩。而实际上，从不守规矩到守规矩这个过程，新东方至少用了两年，我们在一起比如说讨论了董事会章程、公司章程、大家的做事规矩，等等，但在日常事务做事的时候，从我开始，到我周边所有的这些哥们儿，每一件事都在违反规矩。
新东方转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正是因为转型中的众人，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转型的实际含义，他们只想获得转型后的结果——上市，获得比原来更多的利益。但是转型需要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原先的“封地”，还有思想的转变，做事思维和模式的改变，他们没有想通这些，也就注定他们不得不承受比其他企业更多的磨难，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任何争斗都是缘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东方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每个人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如果每个人现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未来的预期又不明确，就会发生过激的反应。现在，从董事会到股东会，大家的战略思想一致，而且以法律保障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个人的位置问题、未来稳定和预期问题。
新东方最终告别了它的“草莽英雄”时代。2004年以后的新东方开始以国际标准锻造企业，建立起了董事会，有了制度框架下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大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事，而不是原来的诸位“山大王”单打独斗。
至此，新东方正式步入了它作为一家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尽褪“家族企业”色彩（1）
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如福特、宝洁、摩托罗拉等。在美国，75％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是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中国，虽然超过三百万的民营企业当中，有90％是家族企业，但是“家族制”仍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话题，家族企业仍然被视为是保守、低效率、内部争斗频繁的作坊式企业。
俞敏洪又是如何看待家族企业的呢？
我完全不反对家族企业。国外有很多大的家族企业一做就是几百年。怕的是它只用家族人，只相信家族人，管理又不规范，每个人都像总经理。中国人往往把握不好这个“度”，所以特别容易导致一个家族企业内每个人都像总经理。
新东方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家族色彩。新东方最初是俞敏洪和妻子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创办的，当初俞敏洪去贴广告，妻子坐镇前台负责报名。规模再大一点后，俞敏洪的妻子负责新东方的财务、行政和后勤等工作。再后来，俞敏洪的母亲心疼儿子，也开始参与到新东方的事务中来。
1995年，为了迎接回国的徐小平等人，俞敏洪撤下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腾出地方，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他还确定了新的利益格局，划分地盘，迎接王强等人的归来。最后，俞敏洪咬咬牙，将妻子也撤出新东方，改变了新东方“夫妻店”的形象。
新东方走过来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但是如果我保持这个机制，现在新东方可能还是一个家族企业，还是我的老婆和我一起干。后来我到美国把我的一些朋友请过来，他们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我把我的老婆撤出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朋友之间吵架大家可以谅解，但是如果我老婆参与吵架大家是不能忍受的。其实要我把思想扭转过来是很难的，如果我把我老婆哄走了，我老婆和我离婚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挑战，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围绕家庭的环境，所以我想方设法在国外找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我老婆说，你出国学习一段时间吧，学习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回来。后来她学习完了之后就已经不需要她了。
将妻子撤出新东方，俞敏洪已经是费尽周折，而对于自己的老母亲，俞敏洪简直是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俞敏洪与老太太的关系，一言难尽。俞敏洪是一个孝子，他对母亲对自己的爱充满感激，又对老太太坚持以自己的思维来解释新东方内部的管理充满无奈。
俞敏洪曾慨叹：“我既不是觉新，又不是觉慧；或者两个都是，既有觉新的牺牲，又有觉慧的摆脱之心。”
俞敏洪参加了三次高考，第三次能考上大学，要感谢母亲。二次高考失利后俞敏洪其实已经有些灰心了，但是母亲却不希望儿子就此颓废下去，她打听到县高中有一个曹老师，他带的高考补习班升学率很高，于是上门去求情。几经周折，俞敏洪进了曹老师的补习班，经过了补习，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俞敏洪从北大辞职，从零开始办起了英语培训班，老太太也来帮忙，帮俞敏洪带孩子。1997年，俞敏洪将老婆孩子送出国外，老太太闲不住，就在新东方学校附近办起了餐馆，为新东方学员提供盒饭，后来将提供空磁带的业务也包揽下来。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老太太精明能干，别人不屑为之的“小生意”她居然能做到1000万的规模。
老太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护犊”情结，她总认为俞敏洪不是徐小平、王强等人的对手，总是担心她的儿子会吃亏，无论俞敏洪怎么央求、哄骗，老太太死活不愿意坐享清福，一定要帮助儿子看好新东方这个“摊子”。
俞敏洪的“孝”是一种传统的孝顺，他对老太太始终有一种愧疚和爱戴，所以无论在外头如何出名，回到家里，对母亲服帖得很。但是与他共同打天下的兄弟朋友们，无论是从海外归来的，还是在国内出名的，都是本领通天之辈，他们跟随俞敏洪，自然希望俞敏洪能有领导者的胸襟和气魄，这个气魄就是要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毫无畏惧。而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俞敏洪除了性格温吞，还是个怕母亲的“种”。甚至有一次为了平息老太太的怒气，俞敏洪当着大家的面，“扑通”一声跪在老太太面前。
尽褪“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