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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时代的结束
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这些各不相同的发展问题对每个美国人的经济前景都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威胁，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直相信未来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人来说，问题尤为严重。急剧变化的时代需要新的方式来处理每天的日常事务。人们需要把生存将会持续处于风险之中的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很多人将被迫在找出能够适应和熬过这段时间的新方法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人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燃料、食物和水——需要比以前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也远比以前困难的时候，人们将不得不对生活的安排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类似乎是第二本能的东西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那些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将不得不对他们在哪里生活、怎样生活、他们依靠谁生活，以及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有些什么选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操更多的心。他们现在也需要对预计未来将会出现什么剧变、需要采取些什么步骤有所考虑。比如，在恶化的公共财政、司空见惯的企业破产，以及崩溃的基础设施共同导致犯罪增加、社会安全网络遭到破坏并且使关键的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时候，健康安全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正在加剧，而且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都在不择手段地想在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时候，世界也正在变成一个更加险恶的地方。
当美国倒下 前言（7）
就算不能说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的企业将很快会发现，现有的这些模式不是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就是必须进行重大的重组，以应对那些与更加不确定而且也不稳定的营运环境有关的风险和挑战。与全球化时代不同，更大并不一定是更强。事实上，在灵活性和快速反应成为一种必备素质的时候，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更像是一种严重的劣势。当薪水负担不断加重、厂房和成本也不断增加，而且所承担的财务风险超过了潜在收益的成本和风险的时候，为增长而增长的策略将使企业走向衰败。
物流体系的瓦解、边境局势的日趋紧张、地缘政治不稳定程度的加剧、关键投入比如水和能源的成本上涨，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紊乱状态的上演，已经将过去关于怎样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的理论打得千疮百孔。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那些曾经可能增加了成功概率的方法，包括及时库存管理、对冗长而复杂的供应链的开发，部分功能外包到其他地方的决策，将会出现动摇。更为严重的是，公司的所有者及管理者不仅没有能够积极地专注于削减业务来减少成本，反而为了在灾难降临时能够继续在生意场上生存下去，被迫在哪些可以放弃、哪些必须掌握在手中这样的问题上力求达到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不用说，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人在保持和扩张财富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不仅是经济和金融条件造成了近现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最变幻莫测的贸易环境，而且那些看起来正确的决定在突发情况介入的时候最终变成了灾难。很多层面上表现出了这样的情况，比如把赌注压在看衰美元上。然而，在一个充满了动荡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激化的时期，从投资于其他货币、市场以及经济体或者将资金转移到其他货币、市场以及经济体所引发的风险，可能抵消掉所有可能的收益——最起码也要抵消掉一部分。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占有其他人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一个所有东西忽然间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去碰。
最后，前方的道路可能充满了无数的没人能够轻视也没人能够幸免的危险——无论现在的情况怎样。可能更加糟糕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步的那些发展变化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并不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暴风雨。不要奢望局势能够恢复到往日的情况，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投资人，将不得不习惯于一种“新的常态”，在这种局面下，只有那些灵活、思想开放、随机应变以及完全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人能够幸免于难，并能够立于潮头。那些不愿意认真考虑这些威胁的人将面临变得一无所有的风险。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幅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完整的、特别的路线图。 。。
第一章引言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您是在寻找和平，如果是在为苏联和东欧寻找繁荣，如果在寻找自由，请走到这道大门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道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除这道墙！”
——罗纳德·里根总统
1987年6月，当美国的第40任总统在博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基座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空中有闪电掠过。博兰登堡门就矗立在把柏林分成东方和西方的那座世人瞩目的水泥墙的附近。很多人都认为里根那篇现在仍闻名于世的讲话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灭亡。此后不久，美国就成了孤独的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颐指气使，以及其发展成为一个似乎没有任何敌手的当今“帝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美国展示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实力和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美国不仅在联军击败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的战斗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且在重建战后千疮百孔的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帮助了朋友，也帮助了敌手。
无论是自愿还是勉强默许，几乎世界各国都认同美国在那场毁灭性的冲突后几十年中所提出的报价，尽管援助通常都带有其他一系列条件。与财政和其他援助一起到来的还有安全和稳定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令人畏惧的美国核武器以及美国在几乎所有大陆积极扩张的军事存在的支持。
通过提供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公共商品”，保持政治稳定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世界警察，美国促进了各国间的一体化进程——全球化，而且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世纪提供了保障。很多国家也通过相对比较开放的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而获利颇丰——美国市场一直到欧洲联盟建立起来之前都是利润空间最大的广阔市场。按照《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J·萨缪尔森（Robert J。 Samuelson）引用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告别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一文中的说法，从1950~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了6个百分点”，而“全球贸易增长了20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看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一直都不太愿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或者那种被现代评论家描绘为“单极”的世界。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处在变化之中，同时也证明了美国当局正在因为深陷几处战争泥潭难以自拔而被质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两场代价非常昂贵而且遥遥无期的战争，已经暴露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局限。美国显而易见的外部失衡以及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别人对其在经济事务上的领导力的认同。很多国家在它们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在谈判席上坚决抵制美国，或者干脆把美国在谈判席上驱逐出去，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军事与财政的危险（1）
这样或那样的因素表明进行地缘政治清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从过去的种种预兆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证据。比如像写过《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爱德华·吉本斯（Edward Gibbons），以及《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都发掘出了为庞大帝国贪得无厌的前任领导敲响警钟的典型警示，而且这些过气的领导者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坚信的能够长久。
其中最常被引用的警示之一是“过度的帝国扩张”，学者兼作家弗雷德·霍利德（Fred Halliday）把这种情况描绘为“政治和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和财务现实方面的错误搭配”。这样的例子还有罗马和大不列颠，这两个帝国都曾以高昂代价占领了地域辽阔的帝国，而正是这个举动为它们最终的灭亡播下了种子。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情况来描述美国吗？有些人可能会说不行。除了种种理由之外，他们可能会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按照正式的政府报告，2008年9月30日结束的这个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支出为万亿美元，只占GDP——也就是这个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低于数十年来的中数值6％，更远低于越南战争年代的最高值。
但是，像历史学家以及《复仇：美洲共和国最后的日子》（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的作者查尔梅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所认为的，大量与军事目的相关的数据并没有收录到国防部的统计数据里。按照他的算法（他把全球反恐战争的花费、美国国务院给外国的军事援助预算、退伍军人事务部花在伤兵身上的费用，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项目开支包括在内），实际的数据至少是万亿美元，或者说是占GDP的8％。
然而，即使报告数据没有被极大地低估，其他的证据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过度扩张的图景。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会的说法，美国2006年的军费支出几乎等于其他所有国家军费支出的总和——占了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6％。 统计数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