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都会回过头去看看以前走过的路。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习惯吧，正是这样的一种习惯，才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慢慢地成熟起来。
离开阳光卫视以后，杨澜开始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人生如同战场，胜利和失败都只是人生的一种色彩，何况杨澜本来就是一个不轻易言输的女人。但杨澜还是坦然地在谈起阳光卫视的时候，说：“退出阳光，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长期的大负荷工作让杨澜也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杨澜说：“除了环境因素之外，身体上的不适也是退出阳光的一个原因。”
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背负着过多过重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现代女性应该怎么样来适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杨澜在现代生活和学习工作环境下，好像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有些人天生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杨澜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杨澜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挫折只会让人更加坚强，但坚强的背后也一样有疲惫和辛苦。
杨澜说：“我觉得现代女性应该尝试转换不同的角色，不必拘泥于环境的压力而压制自己的愿望。”当初，杨澜辞去阳光文化的日常管理职务就是想专心地来做电视，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长年这样紧张的工作，让杨澜最近发现自己的腰部和颈部经常会出现疼痛的感觉，这让杨澜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更应该学会自己珍惜自己，所以杨澜选择了当前最时尚的瑜伽，来加强锻炼。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你喜欢是一回事情，你去做是另一回事情，你做了能做好或者做不好又是一回事情。当然，只要你努力了，你尽力了，就够了。
杨澜对纪录片的喜爱可以说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这也是阳光卫视能够产生的原因。电视在现在的节奏下，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快餐文化，杨澜固执地认为，快餐一样可以做出大菜来，就看你怎么用料、怎么用心。杨澜觉得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纪录片应该有它的功用，也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出来。
虽然杨澜承认了自己在阳光卫视上的失败，但阳光卫视还是开创了一个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的第一，是整个大中华区的第一家。
但是市场远没有达到可以成熟运作的时机，因为这个商业模型的很难成立使杨澜在坚持了3年以后，不得不放弃，尽管这种放弃是一种痛苦。
吴征直言不讳地说：“杨澜是一个很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对电视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在商业的经营上一定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让杨澜来经营一个电视台，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文化和商业上的错位。
当年，杨澜辞去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满怀希望地成立了阳光卫视，就是一心希望自己的文化理想能在这个平台上顺利实现。因为她要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就必须依靠一个良好的商业操作，阳光卫视的连连受挫是超出杨澜的心理预期的。但杨澜就是杨澜，在承认自己失败的同时，杨澜其实已经走出了心理的阴影。
从杨澜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商业之间好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错位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杨澜的商旅冲动充满荆棘。再加上环境的制约，落地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使杨澜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毕竟，相对于她作为主持人的才华，她的商业感觉和管理才能几乎都是空白。
杨澜自己也说：“我的激情在于文化而不是商业”。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美丽的结局
当阳光文化的定位在社会大气候这个硬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陷入一种临近停滞的状态时，吴征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了，因为这样只会让阳光更危险，商业上的经验和敏感让吴征不得不做出抉择。
有一天，吴征很平和的跟杨澜说：“亲爱的，这事不能做了。”
杨澜有点迷惑地问吴征：“什么不能做了？”
吴征迟疑了一下，做了最后的决定说：“是阳光，不能做了。”
杨澜吃惊地问吴征：“不能做了？为什么不能做了？我们才做了一年啊！”
吴征看着杨澜的眼睛对杨澜说：“因为这就是市场。就是因为这是市场，所以，该做的时候我们做，不该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做了。再做就害了我们创建的阳光文化了。你明白吗？”
杨澜沉默了。
但吴征不能沉默，因为吴征知道，这件事情对杨澜必须解释清楚，因为市场的运作，商业的决策杨澜还不是十分的了解，这些东西才是阳光的本质问题。
吴征说：“这个是投资，投资需要的是资金的投入换回资金的循环，而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真的现金流的回报，我们就无法继续做节目了。”
杨澜不乐意这样做，因为杨澜刚刚开始觉得做到顺手了，所有的节目制作得相当顺利，各部门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所以杨澜说：“能不能让我再做一段时间？”
“你确定要再做一段时间吗？”吴征看着杨澜问。“我确定！”
“好吧！”吴征只说了这两个字。
杨澜是愉快的，吴征也是愉快的，杨澜的愉快是因为自己还可以继续做阳光的节目，吴征的愉快是因为杨澜愉快。
要运转就必须有资金。杨澜知道阳光需要面对市场的压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杨澜将所有的制作成本削减到原来的一半，同时杨澜把自己的薪水从原来的100％降低到40％。为了减负，杨澜轻装上阵，不但减轻了自己的收入，还减轻了阳光负担的其他公司开支。虽然是这样，但还是不能填平流动资金不足、经营不善的局面。
吴征再次让杨澜感觉到爱有时候是不需要说出口的。杨澜说：“我在阳光的时候，吴征在其他的媒体领域，因为吴征成功的商业经验，所以吴征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都有很好的收益，阳光最后的运转资金其实都是吴征挣来的钱。他用这个来填阳光的亏损，所以我特别感动。就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我自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吴征绝对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吴征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商人，从小的地方说，吴征是为了杨澜，从大的地方来说，吴征是为了阳光，因为阳光制作的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对于阳光的七种原色我不想多说
在阳光卫视的经营里，有一年，阳光的亏损金额到达了6 3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相当可怕的，因为这个数字很可能会让一个企业再也翻不过身来。当时有不少“好心”的媒体纷纷替杨澜“把脉号诊，开方拿药”。
对于这样的局面，当时的杨澜这样陈述：“阳光文化出现了6 30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是阳光文化从筹划运转到成立再到开播之前发生的费用，这里包括很多硬件设备的投资，这是公司成立运转必须购买的正常开支。对于一个传媒行业来说，从开始启动筹划到节目出台，这个费用是正常的。为了公司的节目制作，我们在香港建成了一个全数码制作中心，编辑、非线等专业机房达到了3 000平方米，仅此一项就用去了500万美元。还有电视卫星的频率租赁费用也是一大笔支出，各种人员开销，办公费用都出在这6 300万美元里。”
这就是阳光文化的最初。那段时间杨澜并不担心以后的公司运营，而是将心思用在了电视节目的制作上，毕竟开设阳光文化，就是为了杨澜更好地做电视，为了更好地实现杨澜在电视领域的所知、所想、所行。
阳光上市之初，凭借着杨澜的电视节目效应，各方股民一起追捧，筹集到了3亿元资金，杨澜制作的节目开始在各地的电视台落地以后，广告收入开始进账，这一切都带来了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当时杨澜就觉得，从发展来看，阳光文化前景很好。因为资金投入不是很大，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是自己的，经费上不用担心，只需要在传统的媒体资源上再做一下精加工就可以满足电视的需求。
于是，阳光文化的战线从内地发展到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与内地不同的是，台湾地区为了拿到杨澜的节目，竟然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了你要进入我的频道就必须先给我钱的常规，而是先给了阳光资金来购买杨澜的节目播出版权。这就给了阳光一个暗示，你们的节目是有竞争力的，是有“钱途”可赚的。
香港地区也是一帆风顺，可能是因为杨澜在凤凰卫视的经历让香港地区认识到了这位美丽主持的魅力吧。在香港有线电视的节目收视调查表上，阳光的节目一直保持在前三的位置，这给阳光带了兴奋点。
但杨澜忽略了一点，正向杨澜所说的那样，阳光的收看对象主要是内地，而大陆地区的###收费频道的开放程度几乎还是一种处于原始社会的封闭期，在这样的前提下，阳光卫视的坚持几乎就等同于一种慢性自杀。
在吴征不再勉强杨澜退出阳光卫视之后，杨澜开始感到阳光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虽然有吴征在其他商业途径上的大手笔来填补阳光文化的窟窿，但对于这样一个以电视传媒为主体的企业，如果再不能赢利，扭亏为盈，找不到运转渠道以赢利来维持下去的话，可以想像杨澜的路走的是多么的艰难和辛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杨澜的精神在电视文化里得到了滋润。
2000年，是网络疯狂的一年。在这个划时代的数字里，网络公司以每天几家的速度宣告着经济的复苏在网络的领域找到了新的栖息地。所有的人都觉得在网络上可以挖掘到金山银山。阳光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也是一种大势所趋。事实证明，网络上的商业时代远没有人们预想里的那样灿烂并充满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