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尼的最后一战- 第13部分

　　　　我们走下了舷梯。比比作为乌干达新任总统的客人抵达这里，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旅客大厅宽敞的入口时，发现一名穿着迷彩服、举着一张白纸的乌干达士兵。纸上用粗大的手写体写着两个字“约尼”。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这位士兵领着我们穿过航站楼来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穿着制服的总统的照片。这是我们进入航站楼以来看到的第三幅或者第四幅类似的照片。因此，也不难猜出乌干达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下。我们在闷热难当的办公室里候着，等待总统助理来“拯救”我们。在负责招待我们的两位士兵离开的间隙，比比收下了桌子上那张用来迎接我们的白纸当做纪念。

　　　　在总统助理最后到达的时候，他领着我们到了贵宾室。我们问起那张白纸的事情。这位助理说，在乌干达每个人都认识“约尼”。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我对他的话予以评价。我望着窗外对比比说：“苏林就是倒在了那座楼梯上的……”我想到外面去给它们拍个照，但又克制住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对自己说，以后会来拍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征求拍照许可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护送我们的乌干达士兵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没错，这就是你们的士兵受伤的地方，就在这些楼梯上。”一个士兵说。十三年过去了，他们甚至还记得这个细节。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毕竟，他们不知道苏林是谁。他们知道苏林受伤有多严重吗？或者苏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

　　　　我和诺亚坐在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的露天帐篷里。绿草满地、花团锦簇的山坡俯瞰着维多利亚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总统助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比比在山顶的一座行宫里，沉浸在和总统的促膝长谈中。黄昏已近，我的脑海里努力地记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观旧航站楼的情况。我和那位助理边聊天边喝茶，同时也努力地重构我所见到的一切。依然清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竞相涌现：毁坏过半、已经废弃的航站楼显得脏乱不堪，窗户已经支离破碎，屋顶几近塌陷，还有外墙布满了斑驳的弹孔。很难说出哪些弹孔是以色列人留下的，哪些是约纳森行动之后乌干达的国内战争留下的。入口广场上一英尺高的砖墙已经不知去向，那是约尼在受伤之后被拖到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开阔。”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比比说。他一边朝下眺望，一边说出这番话，好像要试着将沥青路的方位全都刻进记忆深处。我让他待在原地，也就是约尼曾经负伤的地点，而我站在临近第二个入口的大厅里。

　　　　是的，一阵炮火可以很轻易地击中他。但是，当我们爬到控制塔顶楼并且发现那个方位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难怪，约尼是从这里被射杀的……”然而，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从这里射出的子弹不可能击中约尼所受伤的部位。

　　　　“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不相信重生呢？”总统助理突然问我。我把茶杯放在我和诺亚之间的托盘上。火红的落日勾勒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以及这个国家的考古发现，虽然谈话中我一直心不在焉。“你们生活在耶稣行走、呼吸和受难的地方——你们的人民怎能不信仰耶稣呢？”我问自己该如何才能把犹太人解释给他听。没办法，这里是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陌生的存在。在这里，我虽然也听到一些来自于以色列的语言和历史的名称，但都毫无意义。无独有偶，“复国主义”一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而几乎从一开始，“乌干达”这个名字就跟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犹太精神相联系。

　　　　约纳森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或者一个旅游景点。在开车前往旧航站楼的途中，乌干达护卫兵试着给我们讲述“恩德培”的故事，而他对行动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我们钻进奔驰车之后，他们却找不到从新航站楼停机坪往旧航站楼方向的跑道。于是，我给他们指示方向。毕竟，我充分研究过方位图。然而，几分钟过后，一位坐在奔驰车前排的士兵很亲切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时，汽车刚好左转弯，驶向对角跑道。“我们从这里出发，”他说着，带着我们朝东驶向控制塔正前方的一条连接通道，“但是，以色列人是从那边的南面攻进来的。”很显然，他不相信我们关于以色列部队从我们经过的同一条路线攻进来的解释。他已经知道故事的经过。一般说来，先入为主的故事有着自己非凡的力量，也不管它是否真实。

　　　　同行的还有一名在伊迪·阿明的空军部队服役过的飞行员。“当一名哨兵举起枪指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问他，还有总统助理。

　　　　“停住，或者开枪。”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你知道的，那天早晨你们的突击行动之后，俄国人对我们非常生气。”飞行员借机告诉我们，“他们的大使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把人质关押在机场，而没有带他们去坎帕拉？’”

　　　　现在，我们搭乘乌干达的唯一一架民航客机飞回肯尼亚。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回想起我们离开的那片美丽的土地，又想起它是多么破败不堪——部分是因为被荒废，而更多的是因为蓄意的非人道主义的行为。实际上，人类的野蛮行径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没有谁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如此的磨难。与野蛮行径做斗争，该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正确！恩德培救援行动也是多么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一项使命，因为它勇敢面对一个敌对的、冷漠的、具有毁灭性的世界。而针对比夫拉大屠杀和世界范围内的冷漠，约尼曾经在报纸上大声疾呼，“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但是在恩德培，一切已成过去。而约尼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理解，把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奉献给这项伟大的使命。

　　　　我想起约尼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所经历的痛苦——这无疑跟他在侦察营内外看到的事情相关，或者至少是部分相关。无论迟早，像约尼这样的人都是如此的命运：出色的个人才华与跟他格格不入的、无法接受的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禁不住想起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他知道行动会取得彻底胜利并且人质会得救吗？他认识到队员们真正理解该怎么做并且按照他教导的那种典型方法来行事吗？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出了差错并且估计行动会失败吗？在中弹的前一刻，他肯定能够看到被派往大厅第一个入口的突击队员跑得错过了。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朝左边转弯的一瞬间，就被恐怖分子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但是，他可能也看见阿米尔和阿姆农在朝第二个入口直奔过去。他是否知道，两三分钟之内队员们都冲进了大厅？

　　　　对于这些令人伤心的问题，我知道我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要是他在10秒钟之后受伤该多好，那个时候，大厅的所有恐怖分子都已经被消灭，他整个的成年生涯也达到了顶点、取得了成效……但是，一切又都不是这样。

　　　　如果当时约尼的死能带来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行动的准备工作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将所有的沮丧全都一笔勾销，也让他有机会去展现作为一个领导者和士兵的完美形象。

　　　　对于有些人说约尼在恩德培达到了自己能力的顶峰，我只有报以苦笑。他本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谁比我更了解他呢？恩德培救援行动并不能体现约尼的全部。那只是他的一个事迹而已。

　　　　如果约尼的死还能带来其他安慰的话，如果还有其他事情可以消除痛苦的话，那就是这个行动带来的思想的光辉。我问自己，这一切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起了非裔美国领袖贝雅·拉斯丁在访问以色列时说的一番话：“我敢肯定，年复一年，甚至一千年以后，当人们感到迷茫和恐惧的时候，或者被剥夺了人权而感到除了直面死亡和毁灭别无出路的时候，有人会想起约尼在恩德培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会在那些绝望的人们中传诵，而且有人会躲在某个角落开始密谋，这就是他们自由之路的开始。”

　　　　乌干达已经离我远去，飞机继续靠近内罗毕机场。

　　　　我心里暗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至少是这一代人，没有任何人做出过“我们”在恩德培的英雄事迹。我说“我们”是因为行动属于全体以色列人——它属于那个敢于做出决策的政府，那个源自于人民并且由人民所选择的政府；它属于竭尽全力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国防军，那是一支真正的人民之师；它属于一名叫阿米尔的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男孩和跟他一样的人，为了拯救大厅里的无辜群众而冲向德国恐怖分子的枪林弹雨以致最后牺牲。

　　　　我想起了约纳森行动，还有千百年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滋养了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我知道，这个民族依然孕育着无限的才华和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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