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信芯”是中国芯片业最缺乏的一样，信心也曾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以至于战嘉瑾慨叹“最难难在自信心”：
“要在芯片设计上获得技术突破，对中国企业来说，至今都说难。所以没有人肯做，没有人有信心做，没有人敢做。”
在这种心理氛围下，要做芯片开发的战嘉瑾们遭遇白眼和嘲讽也似乎“顺理成章”——当战嘉瑾他们去参加那些相关的研讨会、交流会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海信做集成电路？开玩笑吧？”
还有等着看笑话的：“海信，你凭什么能做？”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树立必须成功的自信心，谈何容易！而对大环境和前景的清醒认识使战嘉瑾坚信自己，也坚定了伙伴们的信念。
“我要是认为我做不了，肯定就不会有成果；这一步迈不出去，任何事也做不成。支撑整个团队的核心动力是我们坚信中国集成电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通信业已经突围，开始依靠更多更新的关键技术做强做大，中国集成电路全面突围的日子也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
而2001年时，中国、海信的集成电路都是在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集成电路能够突破，海信就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如果海信集成电路能实现突破，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所以，中国集成电路要实现整体突围，就要靠最先切入的企业和技术人员——我们就是这样的先驱者！”
“11罗汉”（2）
“11罗汉”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信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往事，曾经的寂寞、孤独、痛苦和欢悦都变成了往事。
现在，他们赢得了信心，他们需要做的是：迅速地提高“信芯”集成度，增加“信芯”功能，将其升级为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
与此同时，周厚健、于淑珉和夏晓东还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的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他们曾经一无所有，但他们最终拥有了一切；
他们从零开始，曾经差一点回到了零，但是他们战胜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1的突破。
也许在若干年之后，他们的“信芯”被别的芯片取代，而只是变成一个标志，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归平凡，但这个芯片中心不会忘记，曾经有“11罗汉”，他们曾经屹立潮头；他们曾经炸响中国芯片业的惊雷，将整个芯片业惊醒；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春天，并且让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春天，只要我们能够在春雷声中惊醒。
海信“11罗汉”的故事对于团队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
海信最大的收获是“信芯”还是“11罗汉”？
周厚健（1）
在青岛，在东海西路17号，你不能不说起周厚健。战嘉瑾如今变成了“信芯之父”，而使战嘉瑾成为“信芯之父”的，却是海信这位温和敦厚的领袖。
周厚健是一个痴迷技术的人，有一篇文章说他“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海信史》则形容他——
“虽然脸上老是布满笑容，说话的时候，胸腔里依旧像装了一个频率挺高的扩音喇叭，但他身体状况变得有些糟糕。他每天必须按规定时间吃药，否则病毒就会袭击他，干扰他。他较亲近的部属熟悉他的身体状况，但并非海信的全部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在人群中慷慨激昂的时候，或许得忍受疼痛的折磨。
“除了病毒外，疲劳也老是侵袭他。曾经做过他秘书的陈宏曾经奇怪他为什么每天忙到凌晨一点才睡觉，早上却从来不会迟到。等到一起出差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周厚健的秘密——他一挨枕头就能打呼噜。
“但在公众的印象里，他充满活力，憨厚但绝不愚钝。他的睿智可与柳传志相比，而其管理上的才华，亦使他有机会赢得‘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的奖杯。”
在海信，周厚健的地位就像半个神。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除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外，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他的微笑常常能感染身边的人，然而他更多的是爽朗的大笑。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和愤怒，一旦有人刺激了他，他的情绪神经就会立刻作出反应。
他行为上自制、严谨，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习惯性地西装革履。除了欣赏足球和拳击外，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他时而“保守”，时而“激进”，对手们捉摸不透他，于是只好乖乖输给他。
从2001年将权力棒交给了那个叫于淑珉的女人以来，他便开始习惯性地隐藏在海信的背后。在这过去的4年里，周厚健就像一个神秘人物一样指挥着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他不曾从争斗中赢得个人的美誉；他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胜利越多，他对他头顶上的星空就愈加敬畏。
“信芯”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个巨大的胜利使他坚定了他领导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的信心。
他曾经描述说为什么“决定搞芯片这种东西”：
“关于芯片的作用，具体的描述大家可能不理解，笼统地讲，大家说芯片是信息产业的基础，现在看来，它不仅在信息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改造都离不开芯片。就像传统的机床，如果没有芯片，你就不能把它数据化，变成数控机床。
彩电这样的产品，芯片的意义更大。彩电的量太巨大了。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这种超大规模的芯片在大量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空调、冰箱、手机、电视等——还没有哪一种专用芯片实现国产化——我指的是设计开发领域。”
对于芯片生产，周厚健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感觉生产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开发；生产赚不到大钱，赚到大钱的是设计。
“其实，打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只生产就像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是按照图纸来施工，设计图纸是要付出巨大脑力劳动的。”他说，“制造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也很大了，随着制造能力的拓展，这种竞争会越来越加剧，利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薄。但是开发这一块，它相对来说完全依靠的是人才，是人脑，所以这种设备投入相对较少，是对高素质人才智慧的高度依赖，它的利润率自然会高。说到底，对设备依赖性差、对人才依赖性高的产业肯定是一个利润高的产业。”
在许可战嘉瑾他们开发“信芯”之前，他首先得给自己信心。他知道，他们可能投入了几千万，最后得到的却是零；战嘉瑾他们从零开始，可能最后又回到了零。
他和夏晓东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时而拊掌大笑，时而沮丧不堪，觉得毫无前途。他们时而酣畅淋漓地讨论，时而尖刻地相互争吵，只为慎之又慎。最终，他们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做芯片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他们愿意“找死”，因为那至少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死里逃生，或者在濒临死亡时起死回生。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等死”，他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为了这一线机会，他们得说服自己，一旦失败出现的时候能够坦然地面对失败，从梦幻中醒来，重新接受残酷的现实世界。
“如果你想去攻克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你就必须允许失败。那么，这种‘允许失败’看来有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企业的损失，表现为投入的损失，失败意味着投入的无效；再一个是技术人员的损失，他们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失败了，最直接是他们的生命时光白白浪费了。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技术开发允许失败的这种机制，企业的研发人员谁都不敢触及难的技术课题，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不能往上走。所以说，这种‘失败’虽然代价比较大，但它对企业对技术、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追求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机制。它对技术人员也是有益的，作为有才华、有思想的技术人员，他不愿意去做简单的、重复的那种风险小的课题，他愿意承担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认可‘承担难的课题，你失败是正常的’，他愿意承担难的课题并且为之呕心沥血。一旦成功，对他的技术追求很有意义，对他的成长来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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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健（2）
给了自己信心，给了自己能够坦然接受失败的心理暗示，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去追逐未来。但他们却又异常谨慎，因为他们知道失败是多么的不可接受，要尽量避免失败。
“任何一个决策都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决定的，一定要有比较专业、比较好的技术群体来帮我们做决定。海信之所以在一些比较难的技术领域没有出现决策出错，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有一些积极向上的技术人员，他们用掌握的知识和负责的精神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而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周厚健相信技术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一个台阶都不能越过去”。对他来说，不存在有钱就可以买到最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如果你没有一步一个台阶的话，当技术上升到一定难度，你连决策的条件都没有。技术积累，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技术人才的积累，很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周厚健相信是海信的文化积累使得江西路11号那些年轻的技术人员逐渐成长起来，也正是这种文化积累使他们能够理解海信的定位，促使他们去思考、去涉足难度更大的技术课题。
“作为企业来讲，它能够长期冒着高投入的风险，我认为这有赖于这样的氛围；作为技术人员，能够承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