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退位给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希望这个政府能通过‘*选举’产生”。12月，*喇嘛在约翰内斯堡宣称，一直以来，他都想回到中国，并且不再要求独立。几天后，他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他更希望西藏能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前提是西藏的文化和环境能得到尊重。但是中国在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反对其在国外逗留，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宗教领袖，而是致力于从事分裂活动的分裂主义者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AFP上的发言，2004年11月27日。”。中国政府谴责*喇嘛在2005年3月接受《*》时所称的“西藏准备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中国统治并确保对西藏文化、修行及环境的保护”，又说，“我并不支持分裂”。他认可了西藏作为中国自治区的地位，他感到高兴，因为中国在物质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扩展到了西藏。他举了一个连接青海和拉萨的青藏铁路的例子。这条铁路曾被西方媒体和流亡的西藏势力所贬低。“如果我们分裂出去的话，将会非常困难，我们无法从中获利。”他说。西藏的“流亡政府总理”桑珠·洛桑次仁几个月后强调自己对和中央政府的接触持乐观态度，并称“国际调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西藏人承认中国的主权，西藏问题只是一个在‘我们’之间解决的内部矛盾”。
2008年春，流亡在外的西藏反对势力趁拉萨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骚乱之机，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的攻击，他们得到了西方某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和一小撮自称“*捍卫者”的大力支持。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加重了自2007年达尔富尔问题之后中国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几年以来，诋毁中国的人为*喇嘛和西藏反对势力所塑造的形象完美地迎合了西方民众的期待，尤其是那些有强烈宗教情结的欧洲民众。一个和蔼可亲的精神领袖，总是微笑着，向一个“*”政府宣扬非暴力，这一形象迷惑了大众，并成功地让他们相信，在中国的奴役下西藏人民一直秉承非暴力的内在性格。2008年三四月间西方世界所传播的骚乱画面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配上咄咄逼人的、经常是捏造的评论，这些画面使西方人对于众多媒体所描述的“文化屠杀”深信不疑。另一方面，这些画面也使另一部分公众意识到，西藏人和其他人很相似，真正的流氓也有可能是西藏人，他们对非藏族人同样表现出粗暴的种族主义，在大街上袭击汉族和穆斯林，在拉萨四处纵火。面对西方潮水般的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的公众感觉受到了操纵，他们试图更多地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在的境况，结果发现以前西方媒体提供的大部分信息都是虚假的或是不准确的。同时公众逐渐发现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藏语仍然在使用，佛教在中国自由传播，藏族人可以自由流动，众多中央政府批准的保护西藏文化遗产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使西藏人受益。总体来说，虽然欧洲的政治体系被认为是*的，但也不能避免虚假消息误导和政治操纵。譬如法国记者无国界组织（RSF）对中国的攻击尤其主动，同时该组织与某些美国政治群体关系密切并从他们那里获得资助。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4）
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计划，目的在于推动占中国领土56％的内陆地区（甘肃、贵州、宁夏、青海、山西、四川、西藏、云南及重庆等地区）赶上与东部的地区差距。这是一个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建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成都—拉萨铁路，还在林芝建立了30年来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机场……中国政府尤其注重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发展，促进边境地区的商品交换。然而，这一政策引起了分裂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北京政府借此机会让汉族人大规模迁移到西藏，并谴责中国几十年来使西藏停留在欠发达状态。事实上，西藏人逐渐进入了现代化，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DVD商店和卡拉OK场所。光顾者不仅有汉族人，还有西藏的中产阶级，他们越来越远离僧侣阶层强加的社会模式。
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明显改善是否能真正起到抑制小股分裂势力的作用呢？西藏人口极为分散，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许多地方交通不便。毫无疑问，这阻碍了西藏的科技进步。汉族移民引进了商业意识，加强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某些反中国团体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经常逮捕散播“*”思想分子。随着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开放，寺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政府对所有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西藏地区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仍使用本族语藏语，和在新疆采取的政策相同。这有利于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作为汉语的传播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和内地的融合。虽然西藏人保留着他们的宗教特性，但仅限于私人领域。
不管是新疆、西藏，还是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困难。对于中国这样领土庞大的国家来说，行政管理和政治模式是建立在自治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在管理边远地区方面，这种模式无疑比联邦制更加灵活。那些态度强硬的分离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宗教秩序的原因而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被剥夺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事实上，苏联所使用的联邦模式没能阻止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然而今天，对少数民族来说，汉民族的形象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非常精彩的，其文化传统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中国的分析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是解释内陆地区落后于东部的原因之一揣振宇、杨荆楚著：《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民族出版社2003版，第33页。。西藏人民近25年来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当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才能抓住国家当前的发展机遇，形成毛细扩散效应。但对于北京来说，这就意味着打破少数民族汉化这一禁忌，这些少数民族经常受一些中伤中国政体的人的影响；中国还必须采取的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政策，形成一个建立在共同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国家大熔炉，把地方主义者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使其不致于威胁国家统一。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打破了西部地区的闭塞，让财富流向这些地区并使其向东部开放，这一系列举措应该能让少数民族认识到中央政府为了使他们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并密切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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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问题（1）
台湾自然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它从属于中国主权，但自1949年起，它又和中国大陆处于一种政治断裂的状态。和西藏以及新疆问题不同的是，这里不涉及文化或宗教意义上的对身份认同的严格要求，而是寻求一种解决政治上分裂的形式。
身份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基于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台湾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期对敌对状态的深刻本质有进一步的理解，这种敌对在今天使得一部分台湾人和中国大陆居民处于对立之中。
台湾自1590年起被首批欧洲旅行者称为“福尔摩沙”（美丽岛）——始于17世纪。当时，没落明朝的一位拥护者——郑成功郑成功也被称为“国姓爷”。，在1661年决定撤入台湾。当时这里是一个仍然荒无人烟的岛屿，它的领土部分自1624年起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数以百计中国移民被安置在南部，围绕在荷兰殖民地周围。郑成功在此建立了“东都明京”，他在1662年孤独地死去。1949年后，郑成功被世居台湾的原住民理想化了。郑成功不仅体现了他们中华民族的身份，同时还象征着他们对荷兰强行控制的抵抗。1683年，满清王朝从郑氏子孙手中收复台湾，并将其纳入福建省。在两个世纪内，众多中国移民定居台湾，常有叛乱集团将台湾作为后方基地与大陆进行军事对抗。因此，共有两类人定居于此：一类是当地土著，源于马来波利尼西亚；一类是中国大陆移民，大多数来自福建省（70％）和广东省（10％），且日渐增多。汉人在1680年将近20万，到1810年将近200万，而土著居民在17世纪末仍不到100万。由于政治原因，两个世纪以来都禁止向台湾移民。从1876年开始，移民台湾得到准许——数以千计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大陆人到此定居。1895年，当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这些移民中有20万到30万人重返大陆。大多数原籍福建的人说闽南话，而来自广东的大陆人则说客家话。
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以及由法国海军中将孤拔指挥进行的军事行动，都促使清廷着手加强台湾的防御。在此之前，台湾先是在鸦片战争期间遭受英军炮击，后又在1874年遭到日本侵略。1885年10月12日，根据清廷旨意，台湾从福建省划分出来，成为清朝第20个行省。新任巡抚刘铭传，已在1884年被任命为驻台湾和福建的巡抚。在法国入侵期间，他组织保卫台湾。之后又立即实行旨在改善民生的发展政策，以期加强台湾的防卫，使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电信）现代化。首府从过去荷兰的要塞台南转至台北。为了装备台湾主岛和澎湖群岛，刘铭传向欧洲定购了大量的大炮。但这种防御上的努力是徒劳的。1895年2月，中国军队对日本的失败猛然改变了台湾人的命运。在马关和平谈判期间，日本海军要求中国割让台湾岛，从而获得进军东南亚的基地。随着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离开中国的怀抱长达半世纪，日本控制了台湾。
直到1945年，台湾一直处于日本的管治之下。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归*。确实，台湾人民热烈庆祝日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