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他反问我：“你知道有多少国王和女王吗？”我被他奇怪的问题问得无言以对。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会先告诉能记住的所有国王、女王的名字，对吧？”这就是人思考的局限性，实际上提到英文的king和queen，不仅局限于king和queen本人的姓名，还可以发展到动物中的king和queen，扑克牌中的king和queen，动画片故事中的king和queen，还有地区中的街名、市名，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需要你努力再挖掘的king与queen。超越的意义，就是在于跳出惯性思维方式。更具体来说，去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区域的特点，不同国家的文化，走出自己的盒子，走进一个未知的新天地。 只因眼前没有镜子（摘自《陈屹视线》）我曾经问过纽约一位大地产商，什么促使他成功至今。他说：“年轻时朋友多，梦想更多，我喜欢冒险，所以投机房地产生意。第一次股东会议就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人对我的想法感兴趣，更没有人肯投一分钱，我很伤心，觉得朋友都不够意思。在我最沮丧的时刻，我父亲告诉我，这就是现实。生意场上的现实是最残酷的，如果你不敢面对现实，就不要去做生意。”我曾经在北京陪美国的钻石大王高尔到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采购。在一个内画壶专柜上，他一眼就看上一个颜色黯淡的风景画内画壶。因为价格没有标在外面，所以服务员要一个一个把工艺品拿出来，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标价。在我看来，它似乎是那堆内画壶里最普通的一个，可是服务员惊奇地说：“您真会挑，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内画壶。”他拿出放大镜，供我们细赏，果不其然。我问：“这么素净的小东西，你怎么一眼相中？”他说：“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最亮的，也不一定是色彩最多的。在审视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首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在一瞬间的宁静中找到深层的东西。”我想他的职业练就了他一眼看透事物的本事。记得我们去上海博物馆时，在有限的时间里，他看得最细致的是中国古典家具，他希望自己拥有的都是那些线条简单，没有额外雕琢的家具。他说：“不夸张的家具给你留有想像的空间，非常美。”我文章的题目是《只因眼前没有镜子》，言外之意是说没有镜子摆在眼前，等于没了参照物，所以我们很难看清自己，正因为看不清，所以根本不知道真实的自身。毕竟，人的自我感知能力有限。高尔讲的另一个故事带给了我启示。几年前倒闭、但曾经也是美国最大的廉价百货店沃尔玛的老板…芭芭拉·哈顿小姐，她过世后，在欧洲举行了一次她用过的首饰的拍卖会。其中一款钻戒和一枚红宝石戒指共拍得200万美元。高尔因为有事情在身，无法前往。拍卖会后，高尔请他的经纪人即刻飞到欧洲，察看现货。如果可以，请经纪人用250万美元买回。我问：“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信赖别人呢？”高尔讲他是通过第三双眼睛，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价值。比如：经纪人本身极高的审美水准和芭芭拉·哈顿的名气创造的超越实际价值的价值。当高尔在纽约收到这两件珍贵的戒指时，一个星期之内，那枚红宝石戒指就以180万美元的售价出手了。人无法事事都很清楚，能利用他人的辨别能力来确认自己的选择也是一种高招啊！生命中，血缘关系无法选择，但是朋友一定要自己慎重选择。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对方选择我，而是我选择对方。选择的方式极为简单，依据就是这个人在生活中的语言和行为。再有，如果要了解一位男性的深度，看一下常常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足矣，也许那就是一面折射他内心的镜子。
为何法律远离现实
已经拥有博士学位、专门从事法律研究的孙秀君教授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状态，这种非完全规则状态使得过于精明的人反而难以生存。到北大向经济界的人士学习交流，意义重大。”法律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又决定法律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决定一种法律形式，计划经济体制又需要另一种法律形式。从事法律的人更需要知道经济的发展和走向。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许多经济现象历史上都没有先例。一个从事法律的人面对经济案例做出决策时，具有相当的挑战，有时眼睁睁地看着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被善于钻空子的人巧妙地绕开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中谈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孙秀君当时读到并不理解。与企业界、经济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后才知道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就是靠这只手来运作的。也许连亚当·斯密也没有想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只手的运作方式竟然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权力经济中，这只手的微妙简直到了极致。中国关于人权的法律、关于经济的法律很多，但是真正用在经济上的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立法人士如果长年坐在办公室里就很少知道社会上的人们在做什么。脱离市场、脱离老百姓的法律当然也就不实用了。走进商学院和那些每天与经济打交道的同学交流，你与现实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这样的发现对未来制定合理、现实、健全的法规，使之有效地为市场和社会服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于问到国家公务员与企业人士有何不一样，企业人士是讲实战效率和成果的，而国家公务员更看重的是自己在管理上有何成绩，机关里党政分开的效果很难体现。目前对中国最重要还是稳定，如果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稳定并不存在矛盾，矛盾的是作为公务员更看重的是政绩的表现方式…企业主要领导看的是经济发展，普通公务员看的则是上司而不是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为职位的变化而忙着工作，而不是考虑经济动态的大方向。如何围绕着国家利益而不是领导利益，踏实地工作和执行决策，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公务员不考虑大众的利益。许多人非常愿意走到群众中去，但做不到。他们也处在困境中，因为是领导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不是本人。做公务员的使命感深深埋藏在心灵深处：心里想着使命感，眼睛看着领导的脸色，这也是法制不健全的一种表现。 我们一直在倡导市场经济，那现在是在搞市场政治，还是在搞市场经济？许多国企发展不下去，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目前中国是市场经济，还是权力经济？改制的过程中，是否因为你是朋友就给你好处，不是朋友就让你自己去承担风险？很多好的企业改制后改到了个人手里，让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由于某种关系成为国家的负债，然后再来一个“债转股”，后果就由全民承担了。 对谁负责？由谁负责？追究谁的责任？在40万字的《决策法学》中，孙秀君有详细论述，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建立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机制，不能存在超越法律的任何组织和个人，“言必行，行必果”。“必须有人承担因为自己的职位和行为造成的后果责任。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不负责任的话，就什么都敢做；如果杀人不偿命，天下就会大乱。很多领导人在其位不谋其事，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党和政府的决策都应该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民众做事情，口口声声称人民为‘老百姓’。一定要为权力主体设立决策责任…法律上的责任，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宗旨。为何要写这样的书？因为发现很多领导人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希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这本书传递出对法律与责任的理念。”这是孙秀君发出的感叹。
置之死地而后生（1）
1999年4月30日，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人们都沉浸在五一长假的节日气氛中。但这一日对一个人而言，将永远留在创业的记忆中。他就是01级的王涛。就在是那一天，在他创业最艰难、最关键也最需要合作伙伴的时候，他的合伙人…也是最好的朋友，认为公司前景渺茫选择了离他而去。这是王涛创业过程中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刻，但他也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必须承受的，只要能坚强地迈过这个坎儿，不仅他个人，包括公司也将跨入一个新的境地，而不是在原地苦苦挣扎。 王涛动手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常人，原因是他小时候有口吃…与其辛苦地说出来，不如好好地做出来。上大三的时候，数学系的他对电脑已经非常精通，在他的坚持下，数学系终于同意他转系到计算机系，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不仅掌握了数学专业的所有知识，而且掌握了计算机专业大一、大二所必修的课程。大学毕业时，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军队。报到不久，他与二十几位技术人员就被送往云南待命。火车再往南行驶，越到南方，形势越紧张。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换上军装，很快上了老山前线，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军人，作战去了。 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驻守猫耳洞。猫耳的意思是小，有的猫耳洞只可以容纳两三个人。王涛驻守的猫耳洞有7名战士，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值班待命。那时他们最盼望的是天明，每当天边露出丝丝朝霞时王涛就会感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接到命令离开北京时王涛并不知道要上前线，当时带得最多的是书。刚到老山的岁月是最难熬的，猫耳洞周围到处是地雷陷阱，不能乱走。恶劣的环境、无聊的生活、紧绷的神经，让人一天24小时如坐针毡，把这个刚刚离开大学、充满梦想和雄心壮志的王涛差点憋死。经过一段沮丧、痛苦和无奈的心理历程，王涛终于想通了：与其天天被动地等待、期盼，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