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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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上)-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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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2)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一看,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城市改造—“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的城市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的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直观的常理,不证就可以自明。这也是本书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个不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1)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以最新公布的统计为例,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了50%,怎么衡量,也就是接近全球平均水准。考虑到我国的统计口径是“城镇人口”(而不是“城市人口”),再加上我们的城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尚在农村的“农民工”,说中国已达到的城市化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应该是成立的。

    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固然雄踞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就低了去了,也就排到全球第九十名之后的位置吧。人均收入不高,城市化率也不高,不是蛮合乎逻辑的吗?看那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均收入一般都很高,似乎也说明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因果关系。。tenluo

    要当心了,因为其中的逻辑可能被弄反了。为什么不是因为城市化率低,所以人均收入水平才低呢?如果像我们观察到的,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较高,那么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口居于城市,其人均收入水平必定更高,难道不是照样顺理成章的吗?

    是的,在上一篇城乡中国的评论里,我提出了一个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构造”—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程度的经济聚集,反过来又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按此理解,“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的经济聚集”,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力;“经济聚集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则是城市化的第二推力。两股推力交互作用,结果就是城市化率走高了再走高。

    在上述构造中,已经包含了人均收入的因素。讲过的,何谓“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那无非就是人均收入因人口聚集而得到提高。一个农村小伙子,不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待着,千里迢迢进城打工,还不是因为城里的收入比较高。他进城挣到了较高的收入,再呼朋唤友,把家乡的亲戚、同学、邻居、朋友,一个又一个地带进城里,大家一起谋取较高的收入,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城市化?

    要注意,是乡下青年人首先移入人口密度较高的空间—城市是也—才得到较高收入的。这样看,城市化才是因,人均收入则是果。譬如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低的结果。

    如果把动力机制撇开,我们更可以把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看成是一回事。反正在统计上,城市化率高的人均收入不会低,反之亦然。既然几乎就是一回事,城市化率不过是人均收入状况在人口空间布局上的一种表达,那就不容许我们随便找出一个变量—譬如人均收入—就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因果关联。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2)
    关键在于,相关程度极高的两个现象,并不见得有什么因果关联。举一个例,“一唱雄鸡天下白”,是不少人读过的名句。我有时拿这句诗问同学:鸡叫是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统计上查—至少在传统乡村的环境里—鸡叫与天亮当然高度相关,且总是鸡叫在先,天亮在后。但是,非要说是鸡把天叫亮的,那就不免过于武断。就算不识天体运行,民间智慧也教我们知道:“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

    我的看法,任何可观察的现象,都不可能构成其他现象的原因。原因或事物的因果联系,唯一来自人的抽象与想象。离开了基于观察的思维活动,即使最潮的计算手段在手,把天下所有的变量都放进去算,就是天荒地老,我以为也得不出一个因果关联来。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轻率地以为找到了事物的缘由,人们或许就放弃继续探查的努力。这里牵扯到了方法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本文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观察加猜测。还拿上面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先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天亮,然后探查为什么天会亮。要回答此问题,我以为最有效的招数便是猜,即试着向一切可能的方向,猜测引起天亮的原因。

    观察当然也可以给猜测以启迪。比如看到鸡先叫、天后亮,于是猜,鸡叫为因,天亮是果。不过到此为止,我们还并没有完成猜测,因为还没有猜出一套道理来。为什么鸡叫之后,天就亮了呢?鸡究竟怎样是把天叫亮的?总要讲出一番道理来吧。而天下“道理”,无论优劣,总是思维的产品—概念、命题、推理、逻辑等等,反正与现象再也无关,观察力再也帮不上忙,唯有靠立志理解现象的人开动思想机器,大胆地猜。

    猜到了原因,也多少讲出一番道理,事情就算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再了不起的猜测也只是一个猜测,再精妙的道理也不过人脑可构造的无数道理中的一套道理而已。下一步,我们不妨把猜到的道理当作“假说”,拿来再检查、再推敲。到了这个层面,学问就深了,因为如何检查、如何推敲才合乎规格,讲究甚多,离开学术传统不容易无师自通。化繁就简,先易后难,起码也要用常识把猜到的因果联系掂量一番。人人说鸡叫天亮,可是偏有人见识过鸡瘟或禽流感,发现鸡没叫,但是天照样亮了。一个反例击败了流行假说,那就赶快另打主意,向其他可能的方向继续猜因果联系。

    回到中国的城市化。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城市化率至今不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再仔细地看一看,刚过50%的城市化率还是近年城市化大大加速的结果。30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19%。再往前推30年,中国城市化率不过10%上下。确定了现象真实无疑,若还有兴趣探究原因,我们就要猜、猜、猜。更要紧的是,即便猜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也还要继续推敲、辨识、查证,在“观察—猜测—查证”的来来回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逼近对现象的可靠理解。

    大体上,我们就打算用这么一种方法,开始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探查。基于可观察的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及其变化,本书将运用一个基本猜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历史性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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