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的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CCTV的语言描述，可以说成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因为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金融，谁主沉浮（12）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过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曾经的启蒙。
什么生意最赚钱
货币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铸造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交换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在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范蠡立刻离开了越国，虽然带着西施云游天下没准是杜撰，以下思想却应该是范蠡所思所想：“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虽然范蠡离开了“不可共乐”的勾践，却不想离开吴越的财富。吴越是宿仇，战争和仇恨不会停止，倒卖军火去那儿，必然会发财。倒卖刀枪太扎眼，不扎眼的，比如，马匹。
虽然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成功地赚到了钱。
第一章 金融，谁主沉浮（13）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无耻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公元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称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上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现在的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但是无论范蠡、白圭，他们的生意都不够拉风，中国古代最拉风的生意人是该死的吕不韦。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到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无耻。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无耻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待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得不怎么样，终于混到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第一章 金融，谁主沉浮（14）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吕父回答：“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继续提问：“那投资珠宝呢？”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地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一国，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