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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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象能跳舞（1）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但是如果把体制内的官员都比喻成大象的话，浙江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一群能够跳舞的大象。
而楼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员，郭懋阳、童德成、吕朝昀等更是“能够跳华尔兹的大象”。楼忠福个人的成长、成熟以及东阳三建发展中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引导、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姓资姓社”还相当有杀伤力的20世纪80年代。
郭懋阳可以说是楼忠福在体制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发现了楼忠福这匹改革年代的“黑马”，也是他的赏识与支持把“黑马”送上改革的竞技场。楼忠福能够在精神意识上脱胎换骨、在体制文化中“洗脚上田”、在风高浪急时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后不阴沟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位“导师”的调教。
郭懋阳是一个清醒的共产党干部，他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企业、一个改革实践者责备求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那些乡镇企业和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郭懋阳是属于有点“脾气”的官员，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确”为最高目标的干部。他坚定地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地方官员，必须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实践，不能总以老一套观念和标准来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顶着压力也必须这样。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可能不面对各种看法和言论。
作为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当然不可能直接过问楼忠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事务，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励和必要的保护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他曾对别人说：“我对东阳三建，对楼忠福，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要说领导对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东阳县和吴宁镇的领导，他们真正是为东阳三建做了不少具体工作。”郭懋阳所说的领导就是东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还必须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几千东阳建筑民工的就业问题和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再次因为县长“能跳华尔兹”而逢凶化吉。东阳三建虽然属于集体企业，但一县之长为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出面求人、四处奔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他省可能并不多见。但是在浙江，在金华和东阳，这样“能跳华尔兹的大象”却不在少数。
东阳县城所在地的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也是这样一头“大象”。不过作为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民众的最底层官员，作为东阳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吕朝昀不仅会“跳华尔兹”，有时候还得“跳迪士高”。
尽管东阳历史上有活跃的手工业传统、在民国期间也经历现代工商业的文明洗礼，但是毕竟工业化并没有在东阳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仍然像中国绝大多数的县一样，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以及农业文明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村民百姓的头脑中。这些在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性格，虽然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东西，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十分明显。比如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旧俗，以及用武力械斗的方式处理矛盾和纠纷的风气依然根深蒂固，鼓励创新、包容差异的多元意识和超越血缘的契约精神仍然缺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难免磕磕碰碰了。
浙江大象能跳舞（2）
有一次东阳三建让吴宁镇一个村庄的拖拉机队（属于集体所有的运输队）拉沙石，事前双方说好一台拖拉机拉一趟的运输费是10元钱。不过双方并没有签合约，合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尚不流行，因为双方都是本地人，不签合约本也不奇怪。但是这村庄的干部在拖拉机跑了几趟后提出要提高运费，从10元提到15元。
东阳三建施工队自然无法接受这个提价，所以让别的能够接受这个价钱的拖拉机队来干。可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却把路给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机都包围起来，并扬言谁敢把沙石拉进来就打谁。因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从这个村庄征来的，进入工地必须经过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意气十足，摆明要强逼楼忠福接受自己的出价，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后赚了大钱。从小就敢于打架、习惯打架的楼忠福，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成熟到把旧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觉得这是明摆着欺负人，在知道情况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跑过去把被包围的拖拉机发动起来，然后说：“没有人敢开，我来开。谁敢挡路就撞谁，大不了就赔钱。”然后就把拖拉机“哒、哒、哒、哒”地开了过去★。
如果大家都来硬的，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继续下去一场械斗就不可避免。所以楼忠福审时度势，采用软的办法，请村干部吃饭说理，可对方仍然咬着15元的价钱不放，并放出话来“要斗到底”。楼忠福把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委书记吕朝昀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出面做工作，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以阻挠施工来要挟。就这样拖了两个月，最后吕朝昀惟有动用派出所的力量来开道，并坚决表示“再无理取闹的，来一个抓一个”，事情才算了结。
除了在这一类带有基层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维护秩序之外，吕朝昀对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维护一个“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做到这点虽然只要“无为”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习惯了“无所不为”的全能观念的“婆婆”来说，能够不去干预自己可以干预的集体企业，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他以身作则的清醒，还需要众多的“婆婆”不去“上山摘桃”，否则“树”还未长成就搞得满地都是“残花败柳”了。
体制内力量的“正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要”的条件。就像一片树林和一个林地看守者的关系一样，看守者的看护固然重要，但树林到底能够长多高多大，只能由树木的基因决定，看守者是无法“拔树助长”的。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个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楼忠福本人的企业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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