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的“政治温度”迅速提升上去。
此时东阳县县长童德成觉察到了事态的进展，凭他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验，他“嗅出”了新闻报道烧起来的“政治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让东阳三建在言语上和新闻报道上赶紧“抽柴熄火”，否则“整锅饭就烧糊”了。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真像这段流行歌词所唱的那样，宁波的“波”还没过去，杭州那边的“潮”又侵袭了过来。1987年9月，东阳三建杭州第三施工队在送“试块”去杭州市建筑工程管理站检验的时候，被发现问题。所送的三块“试块”中，有一块居然是旧品。“试块”检验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的一个必要但并不困难的环节，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做好三块不同标号的混凝土样品，样品经过管理部门检验测试，如果合格，就可以按照样品标号开始施工，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做样品再检测。这个队长之所以图方便、敢以旧当新，是因为跟管理站内一个职员比较熟悉。熟人好办事的中国文化心理，超越了规则和程序的要求，所以这家伙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可没想到这次值班的不是熟人，而是别人，结果被逮个正着。
拿旧品充当新品送来检测，明摆着是弄虚作假、蔑视监督管理，这还得了？管理站人员发现问题后，上报杭州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局立即对东阳三建杭州工程队作出处罚：东阳三建在杭州施工面积减少一半。那时候，一个建筑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内接多少工程，不是公司自己说了算，还需要官方管理局的“批准”，否则公司能力再大也没有用。
处罚当然不单是减去一半施工面积，整个事件还要在行业内通报，这下子损失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加上了整个公司和楼忠福个人的声誉。楼忠福年初刚刚被评为首届浙江十佳经理，在体制内声誉正隆。现在这个十佳经理的公司居然在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妄顾质量安全，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十佳经理还有何脸面见人？
清退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飞来一个丢人的“试块”事件，前后夹击中的楼忠福，顿时焦头烂额、气急败坏。他赶紧把杭州的问题连同宁波的问题，一并汇报给东阳县县长童德成。一个乡镇企业的生死好坏，本与一个县官的政绩前途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此时童德成却像个“弱国大使”一样，跑完宁波跑杭州，低声下气地为东阳三建去“游说诸侯”。当然童德成并不只是一味“呵护”着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作为父母官，他另一方面必须“关起门来教子”——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认认真真直面自己的问题、吸取教训、提高觉悟、整顿队伍★。
经过童德成的敲打和点拨，“坚硬”的楼忠福茅塞顿开。他在诚惶诚恐中明白，田间地头、小街窄巷中的“村夫对话”，与冷峻石狮把门的高墙阔院内的“体制对话”是完全不同的。东阳三建要把“合作秩序”扩展到东阳之外，就少不了与陌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体制对话”，要进行“体制对话”，就必须掌握和使用“体制语言”。楼忠福立即行动，在宁波和杭州先后展开“体制对话”，用“体制语言”说话。
在宁波，楼忠福带着公司随从跑去跟宁波城乡建委认错、致歉，同时以书面的方式检讨东阳三建的错误、汇报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公司内部纪律的整顿情况，并保证日后绝不发生类似事件。然后，楼忠福在宁波召开了一次全公司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整风会议”，出席者除了东阳三建全体施工队长以上干部外，还有东阳县和宁波城乡建委的一批官员。会场内挂出红色横幅标语，奏起《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端坐着宁波和东阳的“首长们”，台下是东阳三建的“八路军干部”各就各位。一派严肃认真的“体制气氛”，与乡镇企业的农民建筑工平日吆五喝六、长呼短叫的作风完全两样。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3）
楼忠福在会上通报了公司对宁波工程队的行贿事件的处理情况，对行贿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公司今后要着重整顿“重产值轻质量、重速度轻安全”的经营作风。东阳县的官员以及东阳三建其他一些代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围绕“整顿作风”的主题谈想法、表决心。
通过这番“体制语言”的表述，宁波城乡建委也转变了态度，不久就取消原来的“清退令”，允许东阳三建继续在宁波承建工程。
在杭州，“试块事件”的处罚虽然已经被长袖善舞的童德成县长解了围，但事情已经通报曝光，舆论影响还在。所以楼忠福在宁波“整风会议”后接着在杭州使用“体制语言”来向业界说话。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请客户揭短”，出席会议代表主要是东阳三建几年来的客户、东阳县官员、杭州和浙江省建设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官员，以及浙江部分新闻单位的记者。
楼忠福对“揭短会”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并非只是为了“做戏”。他在会议开幕发言中诚恳地邀请各位客户朋友、领导干部毫不留情地对东阳三建“开炮”★。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是这样可爱，当一个人真诚地邀请你向他开炮的时候，大家即使有炮要开，也立即客气、委婉起来。代表的发言几乎都是以表扬、理解为主，即使有提意见的也是欲扬先抑，相当委婉。
楼忠福趁热打铁，在会上宣布三大措施：第一对所有已建和在建工程进行一次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坚决返工；第二组织“客户访问组”定期对已建工程进行回访；第三在东阳、宁波和杭州开通监督电话，客户发现问题随时举报。
楼忠福的这一系列动作，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好的新闻题材，所以“揭短会”的消息，很快就成为行业内和浙江主要媒体的新闻。“试块事件”的负面影响，至此也算转化出一个正面的效果了。
当然，这些“体制语言”的使用并不仅仅为了解决临时的问题，对一个粗放的乡镇企业、对于一支刚刚从涣散的农村文明中“洗脚上田”的建筑队伍，这些动作对他们意识观念的转化也具有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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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筷子可撑船（1）
韦伯、余英时和梁漱溟等大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5000年也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原因除了中央皇权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压抑外，另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伦理观念。这种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有一个对应的产物，就是地方主义。
血缘人伦和地方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各种事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用“数目字”说得清楚。一生都与天、地、人相斗的毛泽东，也曾感慨“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厉害。当然让毛泽东大感头痛的“条条”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藤条”，而是从中央直贯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不过在计划体制的大家庭内，不同行政系统倒十分类似于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条”，只是“身体发肤的血缘”，换成了“行政上下关系的血缘”而已，两者在精神上仍可说是同种同源的。
总之，中国人的“精神地貌”让一个伟人都感到行走困难，尚且无法“铁马从容杀敌回”★，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分工和合作，其难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作为一个乡镇企业，东阳三建的“吃饭地盘”，本来就在东阳一县之内，最多也就是偶尔到邻近的县去“客串”一下，地区一级的金华市的市界绝对应该是他们市场半径的终点了。乡镇企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的时候，他们这一级别的企业的活动范围，就基本是这样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后这个“紧箍咒”虽然被搁置起来，但是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实的障碍更是摆在眼前。
不过东阳三建与众多的浙江乡镇企业一样，即使在社队企业时期，他们也显然不是受“紧箍咒”制约的“悟空”，而是被压在五指山之前、能够上天下海、能够翻筋斗云的“齐天大圣”。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民国时期工商业文明洗礼的缘故，东阳三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队企业时期，其市场半径就超出本县、本市和本省。
早在1970年，16岁的楼忠福跟着当时的城关修建社到嘉兴做建筑小工，嘉兴是浙江东北部一个地级市。其后城关修建社不仅走出东阳和金华，还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楼忠福出任经理前，城关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义乌、富阳、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业务开展，虽然业务量不大，但是涉足的地域范围却相当广泛。
楼忠福在1984年底出任经理并承包经营后，东阳三建在市场领域的拓展上更是雄心勃勃。公司过去的活动范围也不算小，但几乎都是些偏远落后的地方，而且常年都是东奔西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半径”挺长，但市场占有量不大。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回到城市，全国上下都在大兴土木，其形势可就完全不同了。
楼忠福上任后，很快就提出“从游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的战略调整，并大胆地把“吃饭的筷子”伸进浙江建筑市场最大的两张“八仙桌”——省会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宁波。在新战略思路的指导下，东阳三建一方面继续巩固东阳本土及周边传统领地，一方面用重点力量攻占制高点杭州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宁波。
楼忠福在1987年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曾在发言中引刘邦的话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