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1日，新“北京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个成立仪式真可谓高朋满座、冠盖云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王小丫担任大会司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新的北京二建公司揭牌。众多与楼忠福相熟的北京官员、学者和名流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这次广厦与北京二建的“结婚”，是北京国有建筑企业首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案例，也是第一次民营企业控股北京国有建筑企业——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又一次创造了“第一”，而且这回是在中国的“首善之都”，在见证了无数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
这件事情的新闻轰动性，在传媒业非常活跃的北京自然是不必说的了，而且这也确实是北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在这里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那是全国都听得见、看得见的。尽管这个时候的广厦和楼忠福并不缺乏知名度，但北京众多的媒体还是非常热情地给广厦和楼忠福做了大量“免费广告”。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建设报》、《浙江日报》、《重庆日报》和新浪网等数十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广厦控股北京二建的新闻、介绍楼忠福和广厦的成长故事。
广厦和楼忠福的故事一下子在全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在广厦众多的兼并行动中，这一次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巅峰时刻了。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面对古老而幽深似海的北京城，有点想法的中国人总是难以平静的。上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青年李鸿章到北京赶考的时候，发出的感慨。
1949年，“三十一年还旧国”的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河北进京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进京赶考”。
在商言商的楼忠福，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是第一次进京，但是在2002年5月11日的这一天，他的心情可能也不会太平静吧！
大棋局“封顶”：中取武汉 西入秦川
到2004年，国企改制和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而楼忠福和广厦集团也已经跨越了兼并战役的巅峰时刻。
不过2004年3月，盛名之下的楼忠福和广厦，还是“左牵黄右擎苍”地发了一把“少年狂”——28日和30日，广厦兼并的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省路桥总公司，先后举行新公司揭牌仪式。
湖北六建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建七师，1990年正式注册更名为湖北六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此次购并中，广厦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自然人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新公司的名称由原先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公司更名为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路桥工程总公司，既是陕西省最大的专业从事公路桥隧施工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不多的著名专业路桥建设企业。陕西路桥成立于1985年，1993年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是陕西省交通厅所属国有大型企业。它先后承建过陕西省内外的西安至三原、西安至临潼、西安至宝鸡、西安至铜川、勉县至宁强、西安至蓝田、榆林至靖边、西安绕城以及京珠、济青、漳厦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在新陕西路桥集团公司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广厦建设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6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陕西省交通厅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公司经营者则以自然人身份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这两起几乎同时进行的兼并案，虽然没有商业之外的边际效益，但在广厦的建设市场大棋局中还是有“封顶性”的重要意义。武汉是九省通衢，是中国中部重要城市，广厦在此布局可以辐射广阔的华中经济圈。而西安虽然地处偏远的西北，但陕西路桥却是中国路桥建设行业的明星企业，决心要做建设行业“全能冠军”的广厦，能将其收归帐下，自然是猛虎添翼。
至此，楼忠福1995年构想的广厦建筑大棋局基本完成：华东有以杭州为大本营的强大建筑舰队，华北有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二建和中地建设，西南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厦重庆一建，西北有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路桥，华中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厦湖北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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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踏入地产（1）
对改革开放的蓬勃态势，邓小平在1987年6月就曾经说过：“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不过，10年之后，当一代伟人离别我们的时候，这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中国经济舞台上让人意外的事已经多到让人不再感觉新鲜。假如曾经喊出“致富光荣”的邓小平能够活到2000年之后，那么面对英国小子胡润搞出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中国地产财富的“造山运动”，那么邓小平可能会再一次感慨地说：“没有料到房地产业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造就这么多富豪！”
当然，感觉意外的可能不只是邓小平，还有绝大多数没有敏锐地洞悉“土地是财富之母”奥秘的中国人。尽管中国人在1992年后基本告别了“主义之争”，并高高地擎起市场经济的大旗，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兼地主威廉？配第（1623－1687年）这句“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要到2000年前后才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洞悉。
从时间上来说，楼忠福和广厦算是地产市场上早起的鸟儿。早在1988年他骑着单车到东阳三建上班的时候，就极具远见地成立了东阳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
不过，此时中国土地政策的坚冰才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裂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这年12月深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国的城市居民，此时几乎都是几代同堂地拥挤在斗室之内，苦苦地做着福利分房的噩梦。
而1992年后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热，不仅演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招致中央对全国房地产行业的铁腕“速冻”。楼忠福这只本想老老实实打拼一番的“早起鸟儿”，在这两场典型的投机游戏中，不但吃不着肥虫，反而被泡沫打湿了翅膀。
此后，直到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政策在1998年底戛然终止，扩大内需的“第三代新政”慷慨出台，一直处于“速冻”状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肥肉”才被一下子扔进滚烫的开水。
1997年到1998年的楼忠福大概因为一心一意扑在“做大建筑主业，构建建筑市场大基地”的战略上，也可能因为在海南和北海遗留的“殷鉴”不远，所以才对突然“速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反应。
直到1999年年初，因为广厦重庆一建在重庆市场上常常遭遇拖欠工程款的困扰后，楼忠福受到启发——与其单纯做工方，不如迈出一步，既做开发商，也做施工方。而此时，处于“绝对卖方市场”的中国房地产业壮美的“井喷”，也深深地打动了楼忠福。于是广厦“跳出建筑做建筑”的战略构想，在1998年底至1999年初期间，及时地融进了房地产业的内涵。
不过在这之前的1997年，广厦的“少年英雄”、楼忠福二十三四岁的小儿子楼江跃，倒是以一种“玩耍”的态度，在杭州成立了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楼忠福当时也是抱着锻炼儿子的想法，放手这个“少年光杆司令”折腾。
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杭州最早实行了“一个口子出地”的土地储备政策，所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很快就被拉高。1998年10月，楼江跃终于在门槛很高的杭州房地产市场出手，以1亿多的价格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拿了两块土地，然后在1999年首先开发出广厦在杭州的第一个楼盘，而且市场效果奇好。小儿子尝试的成功，也深深触动了楼忠福。
从1999年开始，楼忠福对房地产业的激情开始急速“解冻”，并认真地把房地产作为广厦的第二主业。
1999年9月广厦重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运作广厦在重庆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广厦经典”。在杭州西湖边拿下了“西湖时代广场”的地皮。另外在上海，广厦也拿了福楼望邸的地皮，这块土地原本是抵扣工程款换来的，但广厦只到1999年才认真地去理清这块土地牵扯的历史问题。
广厦的地产棋局就这样迅速铺开，而且落子的眼界很开阔，在杭州、重庆、上海这些“兵家重地”都扎了根。
不过，这些土地只适合做中型楼盘项目，在当地城市根本无法跟已经喝了“头啖汤”的强势地产品牌较量，也很难把广厦的品牌打响。这种局面，对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的楼忠福，是无法容忍的。
面对各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大多已经“名花有主”的局势，楼忠福和广厦开始感觉到“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危机，于是开始谋划赶超同行的突破口。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后来居上的目标，楼忠福在1999年底到2000年初选择“奇兵天降”的战略——拟以“超级大盘”的重炮，轰破既成的地产格局。至此，广厦的房地产战役全面开打，广厦开始在各处大口吃进土地。
在地产市场远没有成熟的重庆，广厦挟购并重庆一建的强者气势，在九龙坡区并不起眼的荒郊，吃进了1050余亩土地，准备在未来5年内投资15亿进行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