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如果以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为观察点，以邓小平所说的“致富光荣”作为一个话语符号，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其实可以有“之争”之外的划分方法：即“前致富光荣时期”、“致富光荣时期”和“后致富光荣时期”。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前的时期，可以叫做“前致富光荣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强调光荣不光荣的问题，而是掉不掉脑袋、进不进牢房的问题。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后，到199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现之前的时期，都可以叫作“致富光荣时期”。这是在社会基础不具备、人们的意识还不到位的时候，用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来为财富创造者鸣锣开道、保驾护航。这虽然是一种突破性的进步，不过这本身也就说明致富行为的脆弱。
当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弄出一个在统计学上没有多少意义的富豪榜的时候，正是“致富”和“光荣”这两个本不相干的字汇，开始逐渐分离的时候。此时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已基本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开始进入了不带意识形态的“后致富光荣的年代”。富豪榜之所以被说成是“杀猪榜”和“通缉令”，正说明“致富光荣”在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的终结。不过这个时候，致富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很牢固，而财富阶层也不再是弱不禁风了。他们不但在经济方面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具备了很强的社会博弈能力。
中国的很多事情，讲起来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却总有其合理性的“妙道”。
在那个一切都是“主义”的“单细胞年代”，邓小平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权威，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句话虽然被认为是中国告别意识形态争论、走向务实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从话语逻辑来说，这实质上仍然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旧句型”表达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光荣”在中国现实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味道特浓的字汇。“什么什么光荣”，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众多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旧句型”中的一个。不过，若非如此，不足以在旧罗网中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致富光荣”的口号，当然就不包括不择手段发财的意思，而英国小子胡润，更没有充当富豪杀手之意。只不过不少富豪在上榜之后便翻身落马、锒铛入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这些“问题富豪”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是作奸犯科的“真问题”，又有多少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导致的“伪问题”，从来就不是泛泛而论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在体制的关键细节还没有到位、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道：“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五十。”农民急忙捡了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来罚一百伍。”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
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见、偶有所闻。
“后致富光荣年代”（2）
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
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向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之类的问题，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
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特别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
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的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
天风海雨汇“天都”（1）
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楼忠福和广厦事业的成功，基本可以说他这些做人处事原则的成功。
不过世事无绝对，人间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事情。
向来在交友和用人问题上不曾有过大失误的楼忠福，偏偏在视同命根的天都城项目上，“被友情撞了一下腰”。对于这些事情，信奉“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的他只是淡然一笑，便让往事随风了。他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却认为，这是能让人吐血的致命一“撞”，是赤裸裸的“要挟”和“敲诈”。楼忠福不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要命的是，天都城项目最为关键的土地手续也因此被耽搁了，整个项目险些横遭腰斩。
“被友情撞了一下腰”之后，2002年底，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郑可集临危受命。此时，郑可集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天都城的用地问题已经错过了关键时间，整个项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土地危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都城项目6579亩的用地，虽然已经有了出让协议，不过真正办理了购买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项目巨大，当时是按照“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模式来开发的，所以6579亩土地并不是一次性购买，而只是购买其中的部分土地，还有很大部分已经签订了出让协议的土地，没有办理购买手续。
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11号文件，叫停了中国土地市场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
天都城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在新文件生效之前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可是却因为用人不善而被白白耽搁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万一用地无法解决，整个项目被腰斩，那么广厦前期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亿元资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则血本无归。
郑可集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开始步步收紧的时候。随后科学发展观出台，中央开始调整过去片面强调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但一度被热捧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一下子被“速冻”，杭州规划中的地铁项目也一起被“速冻”了起来。
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本来要连接天都城的，现在被突然叫停了，对于要做杭州“卫星城”的天都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由人事危机导致的土地危机还没有解决，现在外部环境又出现“过山车”式的急转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郑可集可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了。
但麻烦并不到此为止，紧接着，又飞来了一场“喝倒彩”的传媒危机。2003年上半年，针对天都城的种种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