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的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
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经理职位的人选，却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
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他既兴奋又不安，几乎是彻夜难眠，整夜都在思索取得任命书后如何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公司内部的支持者到镇政府的主管部门处取公章。上午9点，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召开公司大会，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到场宣布楼忠福的任命，公司内的很多人到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任命宣读完后，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然后拿起一把建筑用的瓦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一个代表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公章，立即变成了带有楼忠福个人印记的公章，前后就差这么三道刀砍的缺口。紧接着楼忠福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有这个印的事情我才认账，我都承担责任，没有这个印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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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3）
会场一片寂静。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幕来得很意外也很特别。虽然他们不知道公司在楼忠福出任经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内心也不一定觉得楼忠福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们从这一幕无疑看到了楼忠福的决心和魄力。
完成了“夺权”的任务后，也差不多到1984年年底了。楼忠福在一个月内迅速做了第二件事情：与吴宁镇政府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从1985年开始，为期五年，在完成了支付镇政府承包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由楼忠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都广泛流行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实行了三十多年计划体制、人们习惯了在公有制内“吃大锅饭”来说，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这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可谓一剂对症良药。这剂良药不仅不会触及当时高度敏感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最致命的效率低下问题。从所有权问题来看，企业虽然没有变化，但承包后的企业一下子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情况下的所有者缺位的“无人负责局面”，一下子变成了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人负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营的人干好干坏不再是一个样了。既然企业的好坏跟个人的利益相关，在公有制中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利益激励机制就立即产生效果。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企业，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制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所有者和承包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得到施展的空间和条件。
承包制在1984年及随后几年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都推行这种制度创新。因为承包制而轰动中国的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也是在1984年开始在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而他的改革思路和勇气也直接来自步鑫生的启发。马胜利的成功经过媒体宣传后，很快便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他因此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罕有地赢得了两个“五一劳动奖章”，其后他的经验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模仿的对象。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改革英雄，而在短短几年内授予他的荣誉更是多达400余项，他成了中国转轨初期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现象。
自身的经验和当时改革的大气候让楼忠福明白承包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不仅跟镇政府进行公司层面的承包，而且在公司内部也大力推行承包制，用自负盈亏的办法激励公司内部职工努力创业。
承包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到了元旦，楼忠福借此机会立即在东阳县电影院连放了三场###。此举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效果十分显著：一是庆祝自己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是感谢各方面对自己出任经理和承包经营的支持；三是宣传一下城关建筑公司；四是为当地百姓增添点娱乐生活。
在还没有太多娱乐可言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招确实很灵。楼忠福和城关建筑公司的名声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也充分表明了楼忠福十分明白个人事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白如何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明白一些看似跟企业经营不相干的事情的价值所在★。
楼忠福后来能够完成很多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非凡的能力其实从这里已经让人隐隐感觉到——他能够清楚看到并很好地运用那些别人知道其存在但却掌握不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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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铁锤（1）
战局已经看清，决心也已横下，但事情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铁匠的儿子，楼忠福知道一把利剑不是一锤就能打出来的，利剑需要多次煅烧、需要多次锤锻、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但要有胆量、魄力，还需要有耐心、韧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那时候的中国仍然是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极度短缺。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也非常旺盛，整个经济增长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31元增长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大关。浙江的建筑业产值则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楼忠福根据大势判断东阳三建暂时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浙江的建筑业需求增长很快。那时候中国的建筑高度和难度都比较低，对建筑施工队伍的各种要求都还比较粗放，整个建筑市场还处在建筑队伍短缺的状态，而且垫资、欠资的事情都还闻所未闻，开发方的资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银才搞建设，并且会预支一部分工程款★。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将士们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内业务量和利润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
他把市场分成三大“阵地”——东阳、杭州和宁波。东阳及金华周边地区是传统领地，人脉关系熟悉、市场信息灵通，企业信誉基础比较好，这块传统领地需要巩固。浙江以外的业务，也属东阳阵地。杭州是省会，市场大、要求高、操作规范，目前虽然成绩不大，但这里潜力大，是必须扎根立足的高地。宁波在浙江是仅次于杭州的大城市，正在搞大开发、大建设，虽然陌生，但机会多，可以开拓。
各个阵地和战场都有负责人，公司职员都是东阳本地人，大家都相互熟悉，各个部门和各支队伍的协调配合也都跟过去差不多。员工对楼忠福豪爽大度、重友情、讲义气的性格也都很了解，他也充分信任公司职员。他充分尊重公司原来的人事安排和组织结构，在接手经理职务之后基本没有作公司内部的职务调整。而且内部已经实行了承包制，各自的利益都跟个人的努力相连，大家干劲十足，信心也十足。对于公司短期事务的管理，楼忠福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只要抓好各项工程的质量、进度和安全等关键问题，暂时的生存就基本上可以放心。
楼忠福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上，也即如何提升和改善这艘“木筏”，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从报刊杂志上学，向自己接触的各种朋友学，到学校去进修，到深圳特区等各大城市去参观考察。
他给自己订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中国建设报》。只要在东阳，只要每天不用工作太晚，他回家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泡上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一本正经地阅读报纸★。他还做出新的“家庭约法”，在他阅报的时候，家里不许有人大声干扰。
跟他结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觉得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生活内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大模大样”严肃认真的阅报架势，更让她看不习惯——怎么突然变得“跟一个干部”似的。在她眼里，丈夫仍然是从前那个粗短结实、豪放大度、性格爽直、喜欢结交朋友的汉子，只是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经从她和孩子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经理的角色上了。她也未能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一个一日千里的变革时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的饥渴程度和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与胸襟。
但对楼忠福而言，这个“坚硬铁匠”的儿子，却十分清楚“打铁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内外的朋友都说：“要打造最锋利的剑，就必须先有最坚硬的锤子。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我们乡镇企业不像国有企业背后有国家做靠山，我们是没有妈的孩子，死活是没有人管的，必须自己找饭吃。”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虽然呈下降的趋势，非国有经济力量（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的比例在不断超越国有经济力量，但是国有经济仍掌握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体制中仍享受着一贯的“贵族”地位。而与国有经济相适应的旧经济体制仍然运转着，对非国有性质的国内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