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当时深圳红高粱公司的总经理也向我提议接受他的请求，并建议他出任店经理。
然而他上任三个月，餐厅的销售额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大幅度下降。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吃惊，经了解，我发现问题出在中西式快餐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冲突上。
我在麦当劳成功的十大秘密中谈到过麦当劳的管理理念是“四无”原则，他根本否定厨师存在的概念。在麦当劳每个岗位，都像打扫卫生一样的简单，各岗位的差别，不在手艺，而在规则和规范。于是他把这一套管理办法就搬到了红高粱。一上任就要求店铺取消厨师的概念，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在短期内适应各个工作站的操作程序，推行3/30计划。即每个人30天学会3个岗位的操作。然而，红高粱当时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或工业化，这一套对于以手艺为主的红高粱快餐来讲是不适用的。结果过早否定了厨师的概念，忽视了厨师“手艺”在中式快餐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是既缺少了“手艺”，又没有机器设备的优势，造成产品质量下降，销售额下滑。
机器与手艺是一对矛盾，处理的好，就会出现奇迹，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通过红高粱的实践让我深深的体会到“适度工业化”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式快餐的主要生产方式。我们既要工业化，又不能丢掉“手艺”优势。只有把两种明显对立的“生产方式”在中式快餐企业里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中式快餐的特色。
麦当劳式的哲学和他们的语言符号与中式快餐的哲学和语言符号迥然不同，用西式快餐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中式快餐是不灵的。
另外，还有产品组合问题，处理不好快餐品种“多” 和“少”的关系，也会影响中式快餐企业的发展和效益。
麦当劳走的是完全工业化的道路，他的产品组合选择的是“单一化”原则。显然，这个品种组合原则也不适合中式快餐，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的时代。产品单一化道路不符合今天的市场和消费者的要求。可是，完全多样化的道路又不便于快餐企业的连锁经营和发展。我的体会是，中式快餐企业品种组合走“适度多样化”的道路比较合适。一句话，品种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西式快餐和中式快餐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
重新认识我自己
2000年10月29日晚上子时，被郑州市金水区的干警带到公安局。10月31日被刑拘，12月6日被捕，开始了我的囹圄生活。从我国象形文字角度看，“囹圄”（现代人叫“监狱”），就是把犯人给关起来。“关里”既管理。我发现，“关里”并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得不到任何你想知道的消息或信息。
最令我痛苦的就是刚进监号的第一个月，吃不下，睡不着，想不通。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自己的亲人，希望知道外面的消息，比如，父母知道吗？二老现在怎么样？知道这消息后会是怎样，能受得了吗？公司怎么样了，还经营吗？
我觉得人在等待“消息”时，简直就像医生说你得了绝症，让你在那里等死一样的痛苦、难熬。
人突然到这种环境，最困难的是改变“角色”，由自由的人变成失去自由的犯人，“民族英雄”一下子成为“阶下囚”，就像让你从此改变走路的方式，由站着走路，变成了跪着走路一样，与其说“角色”难以变换，不如说“心态”，难以调整。
当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我一下子掉进了周围全是腐烂的死尸堆里一样。40米2的面积里，关押着几十名犯人，有吸毒者、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强奸犯、黑社会头目等等……
接下来你必须每时每刻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同吃同住”、“与狼共舞”，简直“令人作呕”。怎么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呢？
我厌恶周围的一切，根本不愿多看一眼，碰任何地方都嫌脏。
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监号里的“值班员”（我们叫“号长”），似乎看出点什么，很直率的对我说：“想开点吧，到这儿来的没一个‘好东西’，你也和我们一样，都是犯人，好不到哪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是坏人？
与张书海在同一个监号
三个月过后，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地板一尘不染，吃饭睡觉整齐划一，各种物品放置有序，连毛巾都要求是一条线，被子叠得有角有棱。在押人员，不管你犯得是什么罪，不管你在外是老板、还是局长；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的，一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过去一想到监狱、看守所这样的地方，第一感觉就是吃不饱，一天三顿都吃稀的，所以称“坐牢”叫“喝稀饭”。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管教干部和领导，特别重视在押人员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怕吃不饱，生怕穿不好，因为这是衡量看守所达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在这里听到不少犯人说，比在家乡吃的好。比如，郑州“”重大银行抢劫案的主犯张书海与我关押在一个监号时，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这里能让犯人吃饱，而且，比我当村长时吃的还好，过去要能吃上这饭，我就不去‘抢银行’了……”
中国老板犯了罪为何总想逃跑？
近几年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加快，老板进监现象多了起来，但是，另一种现象更多了，就是犯了法的老板总想跑。
《中国企业家》杂志2001年第九期还为此专门发表了主编牛文文的文章，题目是《失踪的董事长》，里面列举了不少的例子，比如，武汉长动董事长于志安出逃，同创老总王荣之出逃，北京仪科慧光科技有限公司高层领导因涉嫌诈骗集体失踪。牛主编还在文章中分析了出走的原因，列举了四条：第一、转轨时期，法与非法界限模糊，今天不合法，明天可能就合法了。于是36计走为上；第二、社会和政府对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贡献认知不够，法律对自然人责任和法人责任区分不清，刑事与民事界限含糊，激励不足，追究偏严；第三、中国经济法律尚未进入“全球化俱乐部”，出逃其他国家后，被追回的概率低于发达国家；第四、我国的老板缺少“船长精神”等等。
这篇文章，我是在看守所内看到的，我认识牛主编，也喜欢他的这篇文章，深受启发不说，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得话：是男人，就要敢于承担责任。触犯了神圣的法律，就应该接受法律公正的判决。“逃跑”，没资格做男人！
巧得很，这里关押了几个出逃后，又被抓回来的老板，出于好奇，我专门了解了他们出逃的原因和现在的感受。
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
问：“当初为什么非要逃跑？”
答：“害怕监狱生活，觉得这里就像地狱一样，其实，我也知道逃跑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但想来想去总比在监狱强吧？”
接着我又问了他们现在的感受。
问：“现在感觉如何？”
答：“现在的感觉比在逃跑时的感觉好得多，如果早知道监狱就是这样，肯定就不跑了。”
我是谁？我在哪？
在这里，经常会出现“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尤其是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突然会有“一落千丈”的感觉。你本来以为正在公司上班，可是当从梦中醒来时，你突然会出现找不到自我的感觉——“我这是在哪？”。接着就是无可奈何的痛苦……就像宋代大词人柳咏词中的境界——“……今夜酒醒何处，杨柳岸、萧风残月，纵便有千种风情，更向何人说……”
在这里，我常有被彻底被否定的感觉：“精神家园”被否定了，价值观被否定了，人格被否定了。可是，还要极力去寻找他，不甘心被否定，还要极力重建自我人格，潜意识中，还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种感觉太不可言状了……
“乔总，你怎么会‘坐牢’？”
过了一段，我的心态慢慢有了变化，我开始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哲学”体验。我仿佛也听到了先哲们的“声音”，他们在给我人生的启迪，给我指明方向——“狱中苦读、永不言败！”
不过，我不能不说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一个“小故事”。这件事虽小，却让我永远难忘，并一直激励着我，奋进！奋进！不能消沉。
故事是这样的：
刚到这里不久，我得到了一次特殊待遇，到投劳学员区的卫生间去洗澡，这是判过刑留所人员洗澡的地方。其他人都关在禁闭号是不能出监号的。我正在洗澡时，旁边有个投过劳的学员带着惊讶的眼神问我：“你是红高粱的乔总吗？”我说：“是呀，我是乔赢！”“你怎么会进来呢？太令人吃惊了。你是我上大学时的偶像！我听过你的演讲，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佩服你。在这里见到你，我做梦都想不到！” 听了他的这番话，实在让我无地自容。
这个人叫孙爱军，被判了八个月。后来他刑满释放那一天，给我留下这样一封信：
乔老师您好：
“其实，在我最初听到您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决定要给您写封信，给您道声平安。问问您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始终不敢相信，我会在这里见到您，您知道吗，我和我的同学以及创业的伙伴们对您的敬仰程度吗？在我们的想象中，您是与段永平、张瑞敏齐名的成功者。您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创业的偶像，可在这里见到了您，我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
我是这么想的，即便红高粱暂时因某种原因而陷入困境，您也应该像“巨人史玉柱”一样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再创大业！决不会像我一样‘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