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实际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主要欧洲国家卷入，而且战场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此战之后，英国基本控制了主要的国际海域，大英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只有拿破仑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独霸。不过，在与拿破仑这场巨人之战中，同样是金融财政决定了两国的历史命运。罗斯柴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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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与大国崛起
所谓“财政国家”的特点，是在应付危机时不是通过内外掠夺，而是通过在金融市场的借贷，同时为了日后不断的借贷以及减低借贷的成本（利率），尽力维持政府的良好财政信誉。从尼德兰共和国到英国的立宪君主，这种“财政国家”屡屡表现出应付危机的弹性。罗斯柴尔德比别的投资家更深刻地了悟此道，在关键时刻对英国政府的债券有足够的信心，这是他成功之所在。在滑铁卢之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主宰了欧洲金融半个世纪左右，从债券的购买者变成了债券的发放者。在1815—1859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为14个政府发放债券，面值将近4300万英镑。到1836年罗斯柴尔德本人去世时，他的个人收入相当于英国国民总收入的062％。难怪有人说，没有罗斯柴尔德点头，在欧洲谁也打不起仗。
罗斯柴尔德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欧洲国家建设的一个侧影。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金融体制和贸易网络是由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则是这些商人的制度依托。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甚至崛起为欧洲的一方军事强权。但是，等到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崛起后，这些城市国家就不再具备竞争的基本规模，丧失了历史主导权。所幸的是，尼德兰集合城市国家而打造出民族国家，以其袖珍规模的领土，成为17世纪的世界帝国。这种制度遗产在18世纪的英国进一步发扬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中，传统的统治精英重视土地，视商为末业而耻为之。英格兰贵族中能出现威灵顿勋爵这样的将军，却没有罗斯柴尔德这种把握国际金融、商业和运输网络的人才。他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边缘种族的商人，迅速进入并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财政神经中枢，自然会引起传统统治阶层的偏见，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性。
其实在他之前，英国在“七年战争”就依靠着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优异服务。比如，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的后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广泛贸易及货运网络的商人Richard Oswald，否则将士连面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Richard Oswald因欧美贸易的经验而对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并和富兰克林等美国政要是朋友，进而在英美签署战后和解的协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英国的国家建设虽然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政府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而无法扩张，政府职能有限，在关键时刻把军事后勤这种国家的关键职能外包给了商人，导致了一个阶层的崛起，也创造了现代的商业制度。
专制君主并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国家的商人们经过几个世纪而造就的金融体系。但是，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和必须在各种契约的约束下运作的金融体制格格不入。比如，法国在18世纪用了John Law这样一位极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创造其新财政体系。John Law对荷兰财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懂得统治的专制君主，比起权威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财政信誉并获得低息的信贷。”最后，他大权独揽，操纵着整个法国间接税、国家债务、金银币制造、路易斯安纳殖民地、垄断烟草进口和销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与加拿大的皮毛贸易、法国与亚洲、非洲、印度的贸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说“朕即国家”，John Law则可以说：“我就是经济！”
以如此大的权力，John Law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机器。他因发行纸币而被称为“纸币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纳殖民地描绘得前景无限，不断发行股票、操纵市场和信息以维持其股值，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市泡沫。“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这个词汇，就是在他操纵股市飞涨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最终这样的泡沫无法维持。当泡沫破灭时，法国的金融体制也跟着被摧毁。法国王室的财政破产，成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可见，操纵情报、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阴谋，虽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但是在专制权力的庇护下最容易发生。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如果John Law被英国政府所用的话，他可以成为罗斯柴尔德；相反，如果罗斯柴尔德为法国王室效力，他也许就成了John Law。把罗斯柴尔德描述为 John Law式的投机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论世。
当年的尼德兰不过是西班牙帝国边缘的弹丸之地，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中，在财政上拖垮了几乎垄断了美洲白银的世界帝国——西班牙。英格兰无论比起西班牙还是法国，在资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频频要担心对方的入侵，但最终却崛起为“日不落”的世界霸权帝国。自中世纪以来的大国竞争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源充沛的大国的沦落和资源相对匮乏的“财政国家”的崛起，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国。但是，美国本质上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财政国家”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才有可能。因为大国竞争所动员的资源，远超出一国之国界，唯有金融市场才能自如地调动国际资源。看看当今的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无不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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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VS传闻
梅耶的五个儿子依凭家族的强大资源，发挥各自的经营天赋，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和财富不断地扩展。他们在各地开办银行，包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兴办铁路、通讯、钢铁、煤炭、石油等各种实业，成为了威名赫赫的财富家族。
红盾家族和许许多多犹太财富家族一样，以赚钱为要务，相信“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梅耶留下家训，要子孙坚持家族的和谐，“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之时，就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
红盾家族的致富之道，无非是懂政治、知经济。不问政治，眼中只有赚钱，并不能保证赚钱，也不能保证守住赚来的钱；会玩政治，能赚大钱，也能守住赚来的钱。权势、关系本身就是能带来收入的资产。红盾家族广泛结交权贵，建立私交，甚至不惜与权贵家族联姻，既积累了财富，也壮大了家族，做到了“财丁两旺”。
红盾家族坚持个人、家族和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纳坦曾拒绝同任何一个拒绝给犹太人公民权的德意志城市做生意。纳坦之子列昂内尔（Lionel Nathan Rothschild）事功不在其父之下，曾借400万英镑的巨款给英国政府购买埃及国王出让的苏伊士运河股票，从而使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一夕之间成为英国举国敬仰的大英雄。列昂内尔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愿用基督教方式，而坚持要以犹太教方式用手按《圣经》宣誓，最后这个要求被接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胜利，让长期受歧视和*的在欧犹太人受到鼓舞。列昂内尔有一句名言：“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充分表明了他乃至红盾家族世世代代的家族和民族利益取向。
红盾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有着重大联系。在20世纪初，曾向迁往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帮助他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安居乐业，也积极参与犹太重新建国。英国政府颁布的《贝尔福宣言》宣称要使巴勒斯坦成为“犹太民族之家”，成为后来以色列建国的蓝图，这个著名的历史性文件，是以英国外交部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支脉的纳坦尼尔？梅耶？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Mayer Victor Rothschild）勋爵的名义发表的。
红盾家族的犹太家世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自然而然成为历次反犹主义的冲击对象。在纳粹统治德国的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支脉的许多成员遇难。此外，种种基于反犹主义的以红盾家族为故事主角的阴谋论也大行其道，满足了一部分人对这个家族隐秘的财富和行为的想象。《The Money Masters》及其在中国的翻版《货币战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红盾家族的故事还被搬上了银幕和舞台。1934年好莱坞电影《罗斯柴尔德之家》（The House of Rothschild）由George Arliss和Loretta Young主演，以梅耶的生平为故事的主线。这部电影的若干片断上了纳粹的反犹宣传《外部的犹太人》（Derewige Jude）。百老汇音乐剧《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还获得过1971年Tony Award的提名。
有人指出，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谋求主宰人类财富的阴谋史。这次次级抵押贷款爆炸式发展成就了抵押贷款银行家和经纪人的一夜暴富，可随之而来是金融巨头们惨痛的损失，除高盛外，无一幸免。《货币战争》也提出了阴谋论的观点，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存在一小撮的幕后黑手，也就是所谓的国际银行家们，他们策划了阴谋，导致了危机。
其实，每一次危机产生的原因都非常复杂，很难把一个金融危机简单地说成是一个或少数的国际银行家蓄意策划的结果。事实是要比这个复杂得许多，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另外，从行为心理学来说，如果说有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