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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去了北京，然后是上海，在那里的活动结束后，正式访问也就结束了。同行的杰夫和马教授还要再住几天，而我和查尔斯则第二天离开，他去巴黎，我直飞哈尔滨。按预先的计划，我将与美国GKV建筑设计公司老板理查德在那里相会。我介绍他参加了哈尔滨一个地产项目的设计招标，他要来提交设计成果报告了，那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们在上海时住浦东的金茂君悦酒店，据说那是上海最好的超五星级酒店。设施极其豪华、现代，服务素质也很专业，两百多美元一天的房价，按纽约的物价标准来看，也是物美价廉的。
在离开前一天晚上，我到服务台落实第二天去机场的交通安排。我和查尔斯校长的航班不同，但都要清晨离开。前台的服务人员告诉我，酒店门前平时都有出租车等候，但若是太早了，就无法保证能及时叫到车。若要保证用车，可以预订，但要先支付四百元人民币。
我觉得那样的收费也太昂贵了，真有宰人之嫌。但为防止意外，我还是为校长预订了出租车，而自己就不愿花这个冤枉钱了。我就要第二天早上在大门口叫车，就要“以身试法”。尽管出差费用都是报销的，但我已习惯为学校省钱了。
第二天清晨，我退房后，走出大堂门口，服务生一招手，一辆出租车马上驶了过来。这就证实了我原来的想法：这样一家大酒店前，怎么会叫不到出租车呢？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中年男士，胖胖的，头发都花白了，说着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帮我安置好行李后，就驾车驶上了前往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一路上，他很健谈，心情不错，可能因为载到我这个远程客，一趟车费一百三十多元，基本收益就有了保证。
当我们聊起社会形势，他就变得愤世嫉俗；开始抱怨了。他又告诉我，在今天的中国，办任何事都要有权，大家也都在利用权。就连酒店大堂的服务生，也以权谋私利。他们都向出租车司机收回扣。像他这样不进贡的，是载不到长途乘客的，而他今天能载到我，那则是例外。因为时间太早，饭店前没有别的出租车，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
起初我只是以普通话与他交谈。可无意间，我发现我们是同代人，同是68届初中生，又同样地在“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农村。我为之一震，马上改口说起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阿拉（我）也是上海人。”接着，我说出了我的背景。
他也很意外，说：“可你看起来这么年轻，我都不相信我俩是同龄人。”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过去。当年我下放到江西农村，而他则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时代共鸣。
他极其感慨地说：“可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完全不同了，你是美国教授，而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
“那只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我想安慰他。
“不，那不是运气，你靠的是努力，”他认真地说，“我们68届初中生，那时被称之为‘知识青年’，学校里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你能走到今天，完全是靠努力！”
接着，他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初到农村时也很努力，曾被推荐上大学，可在最后一刻，农场的主任开后门把自己侄女换了上去。他向上级部门投诉，却毫无用处。他极度悲愤却又无可奈何。那次挫折后，他灰心丧气了，就随波逐流，转眼间人到中年，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了。最后，他感慨无限地说道：“当年我若也像你这样努力，没有放弃，也许就不至于今天了。”
我对他深深地同情，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仅是那个大动荡年代的无数受害者之一。说话间，我们的车已到了浦东机场航站楼前，我付了车钱后，又塞给了他一张一百元人民币。他很意外，忙着表示感谢，我却匆匆地要去赶航班了。
我办完登机手续，坐在机舱的位子上，陷入了沉思，直到旁边有人轻轻推了我一下。抬头一看，可爱的空姐正冲着我微笑。我尚未反应过来，她又示范了一下系上安全带的姿势，我这才醒悟过来，赶紧系上了。陷于沉思中的我，没有听到广播里的通知，也没有注意到她刚才在与我说话——飞机就要起飞了。
与出租车司机的那番交谈在眼前挥之不去，我久久无法平静，心里还想着他的那句话：“你靠的是努力！”
我在询问自己：“当年我如果也放弃，那么今天又会是怎样呢？”
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先下放到江西农村，后来上了大学……过去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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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1）
中国在1966年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上海复兴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久，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这也就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直到十多年后，我才重又迈进了大学校门。不管今天如何评价那一场政治运动，对于经历了那段历史的很多人来说，那是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当时在校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后来就统称为“老三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我是68届初中生，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所以我全部的教育也就是六年小学再加一年初中。
后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城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大批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据统计，仅上海地区就曾有一百零九万学生去了各地农村，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南至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
我们几个要好同学本来约定，要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报了名，却没有被批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由于具体情况是不告诉本人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海外关系”被拒，我有个住香港的大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情况远要复杂。
最后，我是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出发时； 寄出行李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生产大队叶家村生产队。”
我是从上海郊区的彭浦车站出发的。那个时期，上海每天都要发出数十辆列车，专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外地。为了解决这一突发的运输压力，上海政府就在郊区设立了个临时火车站，也就是芦席棚搭起的简陋亭子，专用于发送知青列车。
我是1970年3月15日离开上海的，当时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去车站送行。我们一早出发，赶到那里时，发现整个车站已挤得水泄不通。即将离开的都是些十几岁的年青人，而送行的则是家人、亲戚和朋友。
一个老太太抓着个女孩，似乎是她孙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看着那捶胸顿足的老太太，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人群中不约而同，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在交响乐演奏中，当乐队指挥手中指挥棒猛然向上一挥；一下子就进入乐曲的最高潮。那真是个悲壮的场面——却也有悖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在车厢的座位上，周边的许多男女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我们这列火车是额外增加的，得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目的地了。我与大家跑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车站，再看了车站的标志，知道是“临江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有些拿着扁担，有些带来了手推的独轮小车。那车是我首次看到的，所以觉得很新奇。那些围上来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我们的，我们要找到自己落户地点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人，我们这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拖车，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还注意到，不是所有单位都派了车来接人。有些来人只是肩挑背扛，带上了行李，领着他们的知青，徒步离开了。我还颇为自得，他们是靠“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很远，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猩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所看到的也就是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
可是，搭拖拉机是与乘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拖拉机终于到了我们的下车地点，湛溪镇。
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在抱怨：“这种鬼拖拉机，今后再也不要坐了。”——那时大家尚不知道，以后若能搭到拖拉机，就该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