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便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且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目的地。我们十五个知青被五个一组地分到三个村子，离那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早已在等候。上海知青们刚彼此结识，就又要分开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又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是小谢，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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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2）
小谢是我们大队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方盘脸，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显得很善于打交道。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
我对那手推车很有兴趣，也想试一下。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上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但不久后，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
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了早饭，那只是青菜煮粥，再放些盐而已。因为很饿了，就吃得特别香——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大的碗，我一下子就能倒两碗粥下去，人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到了水田，就下到田里开始插秧。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到吃午饭时方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干，直到晚上，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才收工回家。
我走在收工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近视眼，天黑就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吃些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的感觉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的——白天踩在水田里干活，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已是无法再爬起来了。可到了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时，我又强行地爬起来，又是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是新鲜猪肉，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了的。
我们提着肉，挺首昂胸地回家，肉切成了大片，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那么地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的毛还未刮尽呢！
回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儿，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人体消耗过多，生理上需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在秋收后，就是农闲季节了，再到阴历年底，就要准备过年了。生产队也开始分配结算了，那称之为“分红”，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把劳动成果分配下去。
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