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个热心肠的，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都没有看到叶文照，一打听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没有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了。有一天，我又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出了村子，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那就是等死。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若没有及时治疗，那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的传染性最强。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精神好了一些，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却悄悄地议论：“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声。
村民们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公共厕所位置不恰当，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那一次在上海与出租车司机的偶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激发了我的无限感慨。
是啊，我俩是同代人，当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同样地经历了艰辛困苦。可在三十年后，彼此的处境却又如此不同，可谓天壤之别。那一刻，我们都百感交集，那种心情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也是没有那个时代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开始思考了：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我认为运气、天份、家境等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我俩人生的落差，因为我在这些方面也都很普通，我俩没有根本区别。
我在人生中经历过很多次的坎坷、挫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想到过要放弃。假如我那时果真激流勇退了，那今天又会处于何种境地呢？我是否就要把不幸归咎于命运呢？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改变命运呢？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是因为我努力。
这话对，但也不对。说他对，因为我的确很努力；说他不对，因为中国还有无数很努力的人，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他之所以能够载到我这个长途乘客，是因为他凌晨六点多就在金茂酒店前等待。尽管大堂服务生拿不到他回扣，也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比他的同行更努力。可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很努力的人们没有从逆境中崛起呢？
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着影响。在这一思考中，我得到了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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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
我与那位出租车司机，有着共同的起点和类似经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点。通过分析，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1。 目标明确，志向远大——拥有好高骛远的境界
当年我俩都不安于现状，强烈希望改变命运，但我更还有个明确目标。即使在最困难时我也没有放弃大学梦。那个理想，以我的处境，太不切实际：我身在偏僻落后的乡下，每个县才有几个推荐名额，录取又是政治决定，而我的政治条件也不过硬。我那是“心高命薄”。
2。 毅力、勇气、百折不挠的决心——以一意孤行的气概去追求
我俩的另一个差别在毅力。他在一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就灰心丧气，放弃了。可我在经受多次挫折后，仍不泄气，继续努力，始终不放弃。为了追求，可以承受任何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一直到目标实现。
3。 积极思维，进取心态——甚至要有盲目乐观精神
我俩的人生态度也不同。他愤世嫉俗，态度消极；而我进取、乐观，积极思维。所以，在最困难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看到机会，也就能坚持下去。
这三点对人生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称其为改变命运的“三个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在下面的励志篇中进一步阐述、分析。我相信，你只要愿意读完，就会同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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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有多大本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