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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铢的波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中，对冲基金继续对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发起进攻，整个东南亚陷入金融风暴。 泰国的陷落使得国际投资对东南亚失去信心，资金纷纷撤离。
7月2日～14日，印尼盾贬值14％。7月11日，菲律宾被迫宣布放宽比索浮动范围，比索应声贬值115％。8月，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守。10月开始，对冲基金转而展开了对港币长达十多个月的攻击，并重挫香港股市，导致恒生指数分别在10月21日和27日下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又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10月17日，中国台湾地区当局让新台币贬值098元，降至295元/美元的近千年新低，接着又在20日降到3045元/美元。
11月，韩国股市也开始下跌，韩元汇率持续下挫，创下10355∶1的历史性记录。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到12月继续降至173760∶1的新低。与此同时，此前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日本经济也再遭重创，11月有一批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日元对美元跌破130∶1。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影响到了遥远的巴西、捷克、南非乃至美国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时伸出了“援手”，但经济援助附带了具有“IMF”特色的一系列改革条件，要求受援国在金融、财政、开放和透明度等各个方面作出改革。然而，进入1998年，陷入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并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中获益。1月份，印尼盾汇率暴跌26％，印尼政府试图实行稳定印尼盾的联系汇率制时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美的一致反对，2月，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到波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货币继续贬值，直到4月份才再次稳定。受到拖累的日元汇率继续一路下跌，一度逼近150日元兑1美元。
到1998年8月，对冲基金再次将枪口对准了香港，对港币发动新一轮进攻，一边散布利空舆论，一边大肆做空港币。8月13日，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的低点。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调动960亿美元的土地基金和外汇基金，在股市和期货市场上予以回击，同时吸纳市场上抛售的港币，当天股指上涨564点，汇市也得以稳定。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隔断国际炒家获取港币的渠道。其后，香港特区政府和对冲基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在股市、期市、汇市反复争夺，最终国际炒家损失惨重，香港政府赢得了一场惊心动魄而成功的保卫战。
对冲基金在败走香港的同时，在俄罗斯又遭到巨大损失。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卢布随后一路贬值70％，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赌注的对冲基金大伤元气。
金融危机过后，受到影响的国家花了4～5年时间才真正实现复苏。2003年，泰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68％，标志着金融危机基本收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回忆起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腥风血雨，我们仍能够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迫感。2008年，越南危机之所以一经宣布就引起恐慌，也是因为它在成因与表象的多个方面与当年漩涡中心的泰国有众多相似之处，难怪会触动周边国家敏感的神经。
当时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存在的房地产泡沫是引起索罗斯基金注意的最早祸根，也是被金融黑客用来攻击的“后门”。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几年中，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据统计，当时泰国银行信贷资金的25％都投向了房地产业，从而为房地产崩盘风险向金融体系的传导敞开了大门。
泰国房地产业的香味引来了嗜血成性的国际热钱。泰国早就开放了资本项目，金融自由化放任了国际资本轻松穿越国界进场。这些国外资金中不但有对冲基金，也有泰国民众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拿到的贷款，用来在国内放贷谋利或炒作投资。到1996年底，泰国全国的闲置住宅达85万套。过度的投资使得房地产供给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上涨得越高，积蓄的势能越可怕。当泡沫越吹越大，经验老到的对冲基金一边逐步获利退出，一边反手做空。结果泡沫破灭的效应就像山体滑坡，而被深埋其中的正是大量泰国本土资金和金融机构。房地产泡沫破灭大大削弱了泰国银行业的实力，也间接成为热钱洗劫泰国的幕后帮凶。
找准了泰国金融系统的薄弱点，加上长期预谋和准备，对冲基金的攻击来势汹汹，而泰国的弹药——外汇储备在战争打响不久就消耗殆尽，这早已在索罗斯高明的计算之中。出口逆转和外债过高侵蚀了泰国的外汇储备。要知道，在1995年之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泰国的出口一直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然而，1995年国际贸易市场风云突变，东南亚国家具有优势的轻工业产品日趋饱和，区域内价格竞争激烈，而重工业则受到韩国、前苏联的威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是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的恶果。虽然出口高速增长，但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资料。随着泰国经济发展，生产资料成本上升，而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又挤压了泰国的竞争优势。在劳动力素质提高较慢、创新投入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等缺陷暴露无遗，加之币值高估、工资上涨、需求下降等因素，泰国出口直线下降。1996年，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超过20％猛地砸到地板上并首次出现…02％的负增长，导致1996年经常项目赤字超过140亿美元，消耗了宝贵的外汇储备。军人政权主导下的高额军费开支、经济下滑导致税收减少，再加上经常项目赤字，使得这个国家的外债居高不下，1996年外债余额高达857亿美元，相当于泰国平均每一个人欠下了1562美元的债务。外汇储备不够和债台高筑，等于解除了泰国金融“部队”的武装，哪里抵挡得住武装到牙齿的对冲基金呢？！
在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政策应对的不及时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灾害迟迟得不到遏制的祸首之一。泰国政府缺乏对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主动性，从而容许投机者从容地通过离岸业务拆入大量泰铢，然后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泰国政府也未能明智地及时贬值，使得损失进一步扩大。很多泰国人还记得那次泰国总理差厄利的电视讲话，那是1997年6月30日，差厄利告诉泰国人：“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随后泰铢迅速贬值，最终失守。
2008年，也是6月，面对货币将大幅贬值的市场预期，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越南政府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用以干预外汇市场维持越南盾的币值稳定。阮晋勇斩钉截铁地说，“政府有能力采取干预行动以保持越南盾的币值”……“越南对当前形势下实行货币贬值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这样做毫无意义。”不到一周之后，越南盾兑美元贬值一次性2％。
历史何等相似，让人不禁为今天的越南捏了一把汗。
今天的亚洲更健康
幸运的是，在十一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越南本身，还是东南亚各经济体，都已经不可与当时同日而语。他们在各方面实力的增强、警惕性的提高，决定了越南货币危机并没有像发生在泰国的危机一样迅速波及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与门户大开的泰国不同，越南的金融开放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并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越南实施的是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和非经常项目下的申请兑换。与当年的泰国相比，国际热钱进入和流出越南都需要相对更长的进程，这为越南政府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机会。而且越南金融市场规模小，要想在短期内撤离大笔资金，可能会引发暴跌而遭受损失，这大大降低了越南受到热钱瞬间冲击的规模和危害性。国际金融实证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在一个国家财政问题未能充分解决、外汇储备尚不强大的时候，不应该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然而，当年的泰国在本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多症结之时，就在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从政策角度看，越南对外汇的管制也更加重视，非常明智地设置了一定的防火墙。早在1993年，越南就颁布了《越南外汇管制条例》，规定政府对外汇和外汇业务实行统一的国家管理；国家银行行长就外汇和外汇业务的国家管理向政府负责。在危机的呼声出现后，越南国家银行于2008年6月6日发布通告，进一步明确要求，国内外汇自由市场只能买进外汇，而不得将外汇卖给个人，各外汇代理点买进的外汇必须上交国家，加强对外汇市场的控制，努力保持币值的稳定。政策的口子越收越紧，及时缓解了越南人抛本国货币换取美元带来的压力，保护了有限的外汇储备，给汇市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这一系列政策之所以能够顺利发挥作用，与越南人在危机传言之中的泰然与自信不无关系。越南虽然在东南亚属于低收入国家， 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但是多年来实现了“穷国富民”的公平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矛盾不突出， 政局相对稳定。所以无论是在实施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在面临货币危机的压力时，人民拥有充分的信心，而不会由于挤兑、抢购等风潮给社会、经济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