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细节- 第3部分

　　　　然而，仅仅考察事实还不够。要赋予外交政策的原始素材以意义，我们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构思来接近政治的现实，这种构思类似于一张地图，向我们指引了外交政策中的可能含义。换言之，我们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人物的位置上，必须处理特定环境下的外交政策问题，我们问自己，在这些情景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理性的行为选项可供选择（假定他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特定的政治家又将作出怎样的取舍来。正是通过理性的假设和客观事实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不断的测试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的现实以理论意义。
第8节，
　　　　2。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的原野中找到路径的主

　　　　要路标。这一概念把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的理论和有待解释的事实二者联系了起来。它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行动领域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如经济（以财富来定义利益）、伦理、美学、宗教等等。如果没有“政治理论”这个概念，不论是理解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将全无可能；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在政治事实与非政治事实之间作出区分，也无法赋予政治领域哪怕些许的条理性。

　　　　我们假定政治家们都依据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概念来思考、行事，历史事实也对此进行了佐证。这一假定使得我们能够追溯和预测政治家已经或将要采取的措施策略——过去、现在或未来。在他书写公文时，我们越过他的肩膀观看；他与其他政治家交谈时，我们侧耳聆听；他内心的思想，我们揣摩预测。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来思考，我们想他所想，作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对政治家的想法和行为的理解甚至要好过身处政治现场的政治家本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迫使观察者保持科学的态度，将理性注入政治的主观事务中，从而使得对政治理论的理解成为可能。对于行动者而言，利益概念为行动提供了理性的约束，创造出外交政策中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使得美国、英国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显现为一种睿智的理性连续体，尽管历届领导人具有不同的动机偏好以及学识和道德水准，但都呈现出总体的连贯性。因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反对两种普遍的谬论：对动机的过分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偏好的过分关注。y米y花y书y库y ；http：//www。7mihua。com

　　　　一味地在政治家的动机中寻求外交政策的线索既徒劳无功，又易生误解。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动机是最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经常受到行动者以及观察者的利益和情感要素的扭曲，从而难以辨识。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自身的动机吗？我们又怎么能真正知晓别人的动机呢？

　　　　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政治家的真实动机，这样的了解对理解外交政策也鲜有帮助，甚至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确，对于政治家动机的把握可能对我们理解他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条线索，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线索追溯其外交政策未来的走向。历史告诉我们，动机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必然和确切的联系。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任何道德和政治范畴。
第9节，
　　　　我们不能从一位政治家的良好动机来推测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值得赞扬或政治上能否成功。判断其动机，我们可以说他不会蓄意实行不道德的政策，但对其成功的概率我们却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想知道他的行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质，我们必须了解其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动机。有多少时候，政治家们致力于改善和发展这个世界，结果却使这个世界更糟？有多少时候，他们追求某个目标，结果却是他们既没有预见到，也不想看到的呢？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还应避免另一种谬误，即将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与其哲学和政治倾向等同起来，并且由后者推断出前者。政治家们，特别在当代环境下，很可能养成习惯，用其哲学或政治偏好去展示其对外政策，以便获得大众支持。然而，他们会像林肯（Lincoln）那样，将他们的“官方责任”与“个人意愿”区别开来，前者是按照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后者是想在全世界实现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准则。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要求、也不赞成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漠然冷淡，但它确实要求在希望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之间作出截然区分：哪些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希望得到的，哪些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才可能得到的。┴米┴花┴书┴库┴ ；http：//__

　　　　按理，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如此理智、客观以及不为感情所左右的过程。个性、偏见、主观偏好、人固有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弱点等随机因素势必使外交政策偏离其理性路径。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处于民主控制的条件下，集合大众情感来支持对外政策的需要难免会损伤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但是，一种致力于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必须从这些非

　　　　理性的因素中暂时剥离出来，而勾勒出外交政策的轮廓，展示经验中所见到的理性本质，删除在经验中也能见到的非理性因素

　　　　国际政治事实与从其本身提炼出来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像照片与油画之间的区别。照片显示能被肉眼看到的一切，油画却并非如此，它至少会致力于显示肉眼不能看到的东西——人物的人性本色。

　　　　政治现实主义不仅包含理性元素，也包括非理性元素。它认为政治现实中充满了偶然因素以及非理性因素，并且指出它们对于外交政策的典型影响。然而，如同所有的社会理论一样，它认为，为了达到理论性的理解，应该对政治中的理性元素加以强调，因为正是这些理性元素使得现实得以能够上升为理论。政治现实主义者所展示的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建构是任何经验现实都难以达到的。
第10节，
　　　　与此同时，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是好的外交政策，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将风险最小化，从而将利益最大化，因而既符合审慎的道德规范，又符合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政治现实主义要求政治世界的图片描述和油画描述尽可能地相似。它意识到好的也是理性的外交政策和事实上的外交政策之间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差距，但它认为理论应该关注于政治现实中的理性要素，而外交政策也应根据自己的道德和实践目的保持理性。

　　　　因此，认为实际的外交政策经常不会或者也不能与书中的理论相符的观点并不是在反对该理论。那种观点是对本书意图的误读，本书并不是要对政治现实作出不加区别的描述，而是要提出一个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例如，现实中很难发现完美的权力均衡状态，这一事实非但不会导致该理论的失效，反而使人们认识到，现实情况不可能与理论完全一致，而是必须被作为一个接近理想条件的均势系统来加以理解和评估。

　　　　3。现实主义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具有普遍适用的客观属性，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一概念一成不变的意义。利益的观念事实上是政治的本质，不受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影响。修昔底德从古希腊的经验出发，宣称“国家之间抑或个人之间，最可靠的联系是利益的契合”。19世纪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观点表示了认同，认为国家间“唯一持久的联合纽带”在于“没有利益的冲突”。乔治·华盛顿把利益确立为政府的普遍原则：

　　　　对人性稍加了解就会知道，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利益都是首要的指导原则；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此影响。公共美德能在某一时刻或某一情境下激励人遵循纯然无私的行为原则办事；可是，它并不足以使人持久地遵守这些社会义务的约束和责任。很少有人能够长期牺牲个人利益或好处而满足公共福利。在这方面，仅仅谴责人性的败坏是徒劳无功的；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事实，对此，在我们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之前，只能尽可能地提高人的素质。而任何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些原则所导出的真理之上，都将难以奏效。

　　　　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此进行了呼应和进一步阐释：

　　　　利益（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了人的行为。这些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意象”经常像阀门一样决定了利益在哪条路径上驱使人们不断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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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哪种利益决定政治行动，将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所追寻的目标可能包含任何国家曾经以及可能追寻的所有目标。

　　　　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权力概念。权力的内容以及运用方式也视其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权力可能包含了建立和维持对他人控制的所有事项。因此，权力涉及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所有社会关系，从身体的暴力到利用最微妙的心理联结来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权力包含了人对人的支配，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权力受到道德准则和宪法保障的约束和控制，而有时，权力就是一股未经驯服的野蛮力量，毫无法则可言，只是不断地增强力量和进行扩张。≡米≡花≡书≡库≡ ；http：//ww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