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做出具体成绩，让市民得到实惠的位子。因此索布恰克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
那是1990年初的一天，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里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普京的后半生。
普京随即辞去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工作，跟随导师来到了市苏维埃，开始了他六年的行政官员的生活。普京敏捷地捕捉到这个机遇。如果他当时没有接受索布恰克的邀请，很难想象他会有机会成为今日的俄国领袖。普京担任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过去的地方外事活动都由莫斯科的外交部或有关部门安排、交办，现在实现了地方自治，列宁格勒可以自主展开外事活动。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中欧和北欧的客人络绎不绝，普京陪同索布恰克接待外宾或代为接待一些次要的客人，同时也开始熟悉一些大城市的市政运作。1991年6月列宁格勒取消了苏维埃，举行市长选举，索布恰克当选首任市长，随即任命普京为市政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经历8。19事件（一）
1991年的苏联已经陷于全面的危机。具有惊人政治直觉的叶利钦，断定苏联的解体势所必然。他从1990年春就开始全力经营俄罗斯共和国，很明显，即使苏联崩溃，苏共解散，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人民仍将存在。只要夺得占苏联领土70％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政权，叶利钦就能掌握未来。在这方面，优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叶利钦的对手。叶利钦在1991年5月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实现了成功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给戈尔巴乔夫来了个釜底抽薪，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空架子。
这时，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些人正在酝酿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其中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可夫大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等人。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权。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发生了。
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全家在克里米亚别墅被扣留。军队按照命令进驻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戈尔巴乔夫鉴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叶利钦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到达之前20分钟离开所住的别墅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白宫成为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
政变发生时，列宁格勒作为第二大城市，没有卷入政变，并且还阻止了军队的进驻，普京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列宁格勒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命令，准备派兵进驻市区，控制列宁格勒。正在度假的普京闻讯立即赶回列宁格勒。他马上亲自带领武装警卫到机场接索布恰克并保护他安全返回家中，以免索布恰克被逮捕。随后，他彻夜奔走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普京向军方力陈：列宁格勒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军队进驻，如果军区一定要派兵，则可能引发不利的后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宁格勒街头最终没有出现苏军的坦克，也没有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这使市民和外国游客、商人大感放心。
普京的沉着镇定和处变不惊的能力，在这一次危机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对他更为器重。索布恰克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不过，事后当普京回忆起这段经历却百感交集，他说：“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之所以能够顺顺当当地过来，是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
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还会有消息见报。你看着办吧。’
当时，我几乎被迫做出决定：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
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的。
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
经历8。19事件（二）
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合适的尺度。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
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和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惟一要操心的是——孩子们怎么办，怎么来保证她们的未来……”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从法律上宣布终止苏联的存在，宣言称“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结束”。从此，苏联成为历史。
据俄国报纸透露，在苏联解体之前，普京就退出了苏共，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有专家推测，那应该是在1991年7月和12月之间，即叶利钦和索布恰克退出苏共和苏联正式解体之前。
1992年初，尚未满40岁的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翌年他又兼任市政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一人之下。这种现象引起了俄国新闻界的兴趣。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索布恰克是市长，但是他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经常外出访问，周游列国，或到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地方出席会议。因此普京不仅主管对外经济工作，逐渐也负责起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勇于任事，效率高，姿态低而又不居功，因此深得索布恰克的信任和喜爱。索布恰克本人性格多疑，从一个法学教授成为市长以后，角色的急剧转变使他在官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