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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七，以为减持资金用于社保基金，市场就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减持方式就自然合理。有人甚至主张，充实社保基金是公共政策，它可以高于市场政策。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必须指出，减持方式与资金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不能反过来印证减持方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国有股减持首先是市场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而不能因为减持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属于公共政策，就把减持行为强加于市场。从法律角度来看，充实社保基金这种公共政策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国有股减持这种市场行为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公法与私法的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调节机制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也不允许把公法凌驾于私法、把公共政策凌驾于市场政策之上的问题。
误区之八，以为财政部门是国有股权的持有者，可以由他们来制定减持方案。实际上，作为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具有宏观管理职能，是裁判员；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国有股减持属于市场行为，在市场面前，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都处于运动员的地位。如果减持方案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执行，那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运动员改变了原有规则，自行为其他运动员制定规则并要求其他运动员去遵守这些规则，这显然不符合股份经济的股权平等原则和协商合意原则，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持方案，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投资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投资者的共同意志和市场的整体意志。
国有股减持是一项关系股票市场全局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样一项关系投资者命运乃至整个市场命运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市场的充分讨论，既要大胆推进，又要反复权衡，在市场中平稳着陆。
开放的市场与市场的开放
1。加入WTO，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从理论上讲，中国加入WTO有很多好处，可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我们认为，这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那么最根本的又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经
济开始由‘衣食用’向高层级的‘衣食用’以及‘住行’升级，或者说，消费的数量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台阶，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中国社会将会进入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真正的‘盛世’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只不过是这个繁荣盛世的过渡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会有许多‘反规律’的表现，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住行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会促进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投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需要超额的货币供给；一方面消费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出现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应该是这个时期最鲜明和最有利的表现，高增长、高通胀、高就业，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层级。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度紧缩造成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认为，深圳特区以及沿海经济的率先开放，使得国际国内的大量资本涌入那里，随着资金的增多积聚，那里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企业盈利，人民富裕，不少人‘发了大财’。同时，随着发展，资金的大量涌入，资本的收益率又在不断递减，一旦资本在这个地区的收益回落到一定的底限，资本流向便开始发生变化，流向内地，流向机会多和收益高的地方，这是资本的本性。1993年以后，资本已开始出现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苗头，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投资交通、通讯、汽车工业、住宅等，可以比较顺利的实现消费层级升级和居民收入升级。并且由于生产能力扩张，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会很快回落。但是由于没有对‘道’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腐败、膨胀等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其它，当局采取了过急和过度的整治。在严令下，那些积聚的资金被‘遣返回乡’，许多投资已经蚀本，‘遣返回乡’的资金又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发挥资本积聚的作用，同时环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整个经济陷入困境，直到199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放松紧缩政策，失去了顺利实现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
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需求，中国不应当出现过剩，但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了需求的结构，进一步限制了需求的升级，并且过急过度的整治所产生的下落惯性，虽然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能摆脱困境。
一个企业，在固定资产上过度投资，不但会挤占流动资金，而且一旦资金难以持续，搁置下来的资产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据有关资料，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2/3是93年以后形成的。2002年5月底，银行居民存款已超过8万亿，但不良资产3。5万亿，加上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如此沉重的负担，加上体制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立见成效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财政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财政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加上乱收费恐怕已不低于国际标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靠财政能行吗？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怎么样？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增发货币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不管怎么说，亏损或赤字都必须有弥补的方式，否则社会经济运行就可能发生断裂或剧变，怎么办！国际上有那么多闲散资本急于寻求出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面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加入WTO，我们要想得到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2。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
对于赤字或者亏损，或者说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一般地说，有多大的漏洞，有多少亏损，都必须寻求多少相应的补偿。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下子全部弥补，而是可以采取不断的弥补方式。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迅速实现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就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可转化性比较强，应该说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到处是资金短缺。我们说资金短缺不单是说要办的事情很多都缺资金，而是指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和结构性短缺。一是在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企业债务重、效率低下，资金流转速度放慢造成的短缺；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建立部分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三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它体系建立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四是大量无效投资浪费造成的短缺；五是由于收入预期不好，消费者谨慎购买持币较多；六是全民的开放意识增强，全国各地都在开发，资金分散和分流显得更加短缺等等。诸多原因使得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在各子循环系统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矛盾更加尖锐，子系统自转困难，又影响到整体循环。因此我们说，资金：既总量上短缺，又结构性短缺。
当然了有人会说，明明近两年来企业存款在大幅上升，资金只对一些企业来说短缺，但对于整体来说，资金供应充足或着相对宽松。事实上，在较低消费层级的状况下，资金可能相对充裕，但对于向更高的层级攀升来说则资金‘严重短缺’。
长期的市场低迷，企业恶性竞争；生产经营亏损，使得生产着信心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的增加，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亏损，还款付息率低，动摇银行的信心，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从而陷入信贷收缩、生产滑坡、失业增加、物价下落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之中。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延扩大的结果。国家虽然采取了不少扩张性政策，仍未根本好转。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明显作用，不是政策的错误，而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隐性债务，象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各种约束，你说能行吗！
要消除沉重的负担，一是靠债转股，二是要核销呆坏帐，三是要靠增发货币，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但发展又要先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否则影响发展。核销呆坏账，靠财政，这非常有限。债转股银行变成了股东，只能暂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不能停下来，应该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大部分剥离到银行（这主要是指以前遗留下来的，对于以后再形成的要及时处理）。最终剥离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隐性债务，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引入国际资本。
先来看增发货币，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启动是件复杂的事情，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就是要增发货币。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中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获取的收益。如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增发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并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不畅。笔者认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象连通着的一高一低的水箱，高的细小，低的粗大，一旦增高大的水箱，就可以增大许多容量。我们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会不断增加增发货币的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体�